生态适应观照下的中国政治话语翻译

发布时间：2019-07-03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中国政治话语翻译是以外国读者、受众为目标，将源信息由汉语转换成目的语并对外发表、传播的过程。中国政治话语的规范翻译是向国际社会准确阐释中国政治主张、治国理念的重要基础，它不仅具有传播意义，而且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本文以生态适应论为指导

　　摘要:中国政治话语翻译是以外国读者、受众为目标，将源信息由汉语转换成目的语并对外发表、传播的过程。中国政治话语的规范翻译是向国际社会准确阐释中国政治主张、治国理念的重要基础，它不仅具有传播意义，而且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本文以生态适应论为指导，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就我国政治话语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生态的能动选择与适应策略进行了论述。本文指出:政治话语的翻译过程就是译者能动地就政治话语的宏观生态环境，即源语目的、源语语义、源语特征及目标语言、文化等进行适应、选择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政治话语;生态翻译学;适应与选择翻译

　　一、引言

　　中国政治话语翻译是中国外宣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把中国重大会议决议、决定、文件、中国领导人的对内和对外讲话等信息从汉语转换成外文，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介及各种国际会议，对外宣传发表的过程，是国际社会、海外读者受众了解中国政治形势的重要渠道，也是国外政要、智库等研究、解读中国党政理念的第一手资料。中国政治话语的规范翻译是向国际社会准确阐释中国政治主张、治党治国理念的前端窗口[1]，它不仅具有传播意义，而且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中国不断融入世界并影响世界、形成自己话语权的过程中，我国外宣翻译整体水平有所提升，但仍在某些方面滞后于国内外形势需要[2]。

　　中国政治话语翻译，尤其是某些政治核心词汇的翻译五花八门，严重影响了国外受众的准确理解，造成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念、模式、成就等的误读和误解。段连城曾一语道破我国目前外宣翻译中主要存在的两种错误，第一种称之为“甲状病毒”，即翻译时出现的词句、语法错误及用词不当的情况;第二种为“乙状病毒”，翻译时虽无明显的词句、语法等错误，但译文生硬，使国外读者受众感到晦涩难懂。[3]与“甲状病状”相比，“乙状病状”在数量上虽不多，但影响则往往更坏[4]，这严重地制约了中国政治话语走向世界。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大环境中，目前国际舆论的态势仍是“西强我弱”[5]，西方媒体控制着国际舆论话语权，中国的国际政治声音往往处于微弱状态，而国外受众，尤其是普通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本国的媒体来实现的。由于东西文化、意识形态、政治见解等差异，常常导致国外媒体在有关中国政治话语的报道、宣传方面带有“明显定式”[6]，即夸大我国改革、发展的负面影响、贬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等，失去了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性。在此情况下开展中国政治话语的翻译研究，对于提升我国外宣翻译质量，提升我国国际形象，掌握我国政治话语权，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有着重大战略意义。

　　二、生态适应翻译论

　　生态适应翻译论，亦为生态翻译论(eco-tranaslatology)，最早由胡庚申教授于2004年提出，旨在关注全球语言生态危机、保护全球语言生态多样性。[7]该理论是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evolutionism)中的“留强汰弱”法则(thesurvivorleft)，或“适者生存”法则出发，研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自然适应与选择”(adaptation/selection)过程。

　　其中，“自然”是指的“翻译生态的宏观环境”，也即生态翻译论就是研究译者在特定翻译的生态环境中，如何进行能动的“适应性选择”的过程[8]。该理论核心是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能动“适应”翻译生态，并作出优化“选择”的过程[7]。所谓“选择”是指译者在具体的翻译生态中，对源文本的语言域、文化域与交际域等进行的多维优化抉择，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9];“适应”即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种因子，如语言、文化、社会、交际及作者、读者等的综合构建与顺应。生态适应翻译论强调译者在翻译中处于中心主导地位，即“译有所为”[9]。

　　所谓的“为”，用胡庚申[9]的话来说，就是译者在翻译时体现出的语言的创新、交际沟通的技巧及文化底蕴的沉淀。在生态视角观照下，政治话语的翻译实质上就是译者能动地适应、整合翻译宏观生态环境，在诸多生态因子网络中做出的最优化选择翻译的过程[10]。中国政治话语的翻译生态环境是一个由诸多因子交织而成的“互动整体”，它不仅包括源文、源语及译文、译语，还包括原文作者、译文读者及翻译委托者等因子，同时翻译时译者所处的国内外政治、交际、文化、社会等环境也囊括其中[7]。

　　生态适应翻译理论将翻译生态与传统的文化语境(context)统一起来[8]，将源语及译入语的文化、社会、原作、译者、读者等翻译时的诸多因素囊括于翻译生态中，既关注译者的翻译过程，又对译者的主体地位进行了新的审视(ibid)，减少了翻译实践中的盲目性，有利于提高译文对译入语环境的接受性。中国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不断出现，如反腐高压态势(toughstanceoncorruption)、政府权力清单(listofgovernmentpowers)、幸福是奋斗出来的(happinessisastruggle)等，在向国外读者、受众展示中国时事政治现状时，译者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顺应国内外翻译生态环境，把真实的中国政治展现给世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准确地传递给海外读者受众。

　　三、中国政治话语翻译的生态适应

　　中国政治话语的外宣属性决定了政治话语的翻译必须考虑信息传播中信息发布者、译者及传播受众之间的认知结构。由于三者所处的语言、文化、政治等生态的差异，加之信息传播与还原过程中各种“噪音”，如意识形态、政治意图等的干扰，译文信息的“符号还原”必然受到一定的阻碍，只有三者建立起近乎相同的“认同感”，即能动适应翻译宏观生态，才能取得良好的外宣效果[11]。

　　政治话语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往往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译者对源文本生态的认知，如传播意图，源语特征等的把握;二是译者对译文读者、受众的接受生态环境的认知，如目标语言，文化等的理解。要实现政治话语翻译及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外宣文本译者需发挥主观能动性，生态地适应政治话语传播目的、源语语义、源语特征及目标语受众文化习惯等。

　　(一)生态适应源语传播目的———政治优先

　　德国功能派学者费米尔[12]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13]。政治是一个国家权威的体现，中国政治话语，作为我国政治活动的载体，是我国文化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内传播我国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反映我国的政治文化生态状况，对外宣示中国的政治立场及国际形象。

　　这就决定了我国政治话语的翻译首先是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政治传播，是针对一定的预设受众、读者而开展的政治讯息的交流。英国翻译学家Newmark将政治文本归属于“表达型文体”(expressivediscourse)中，认为政治文本原作者的思想内容是文本“灵魂”，其思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是神圣不可动摇的。他认为在翻译此类文本时，译者须忠实原文的思想内容，实施“政治优先”[14]。正如王友贵所言，政治类文献对外译介的实质就是开展“翻译外交”，承担着向世界说明中国、展示中国的任务。[15]

　　因此，政治话语翻译必须首先遵循“政治等效”原则[16]，也即翻译中要适应原文的政治生态，忠实地传播原文政治意图及思想觉悟，达到政治含义信息的对等。政治话语具有很强的政治严肃性、思想导向性、行政权威性和舆论工具性，昭示权威是政治话语的最大特点[1]。在政论译介过程中，政论词汇的交锋往往涉及一个国家的主权意识的博弈(ibid)，意识形态影响文本的翻译及翻译策略的选择。

　　如“台独”这一敏感性的政治词汇，国外媒体曾别有用心地将其翻译为“TaiwanIndependenceMovement”，意为“独立运动”，而我国统一使用的翻译是“TaiwanSecessionAttempt”，道破“台湾企图脱离”的行径，并严正表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政治立场。又如，在1997年香港即将回归祖国前夕，西方媒体对“回归”报道时普遍使用的词汇是“revert”，而我国政界、媒体及学界等坚持使用“return”一词。

　　从字面上来看，两词差别并不大，均含有“归还、返还”之意;但当用在法律方面，则意指不同。前者指“受捐赠者在双方商定期限内将捐赠财产归还原捐赠人”的行为(thereturnofanestatetothedonororgrantor，totheheir，aftertheexpiryofgrant);而后者则是“物归原主”，尤指归还被他人非法掠夺的财物。西方媒体，尤其是英国媒体使用“revert”，其心昭然可见，意指英国对香港近百年的占有基于当年与清政府签订的“拜托赠予”，是遵纪守法值得称道的行为，这显然与历史是不相符的[17]。

　　由此可见，政治话语的翻译实际上是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较量[17]，它传播的是国家的主权意识，反映的是国家的政治生态文化。正如黄蔷强调的那样，在翻译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时，首先要“讲政治”，翻译时要体现“以我为主”的“中国气派、中国立场、中国道路和中国精神”[1]120。

　　(二)生态适应政治话语源语语义———直译为主

　　在宏观生态翻译环境中，政治文本原作者或发布者，由于社会地位崇高、政治可靠而享有绝对权威地位。Newmark认为此类翻译多以语义翻译法(semantictranslation)为主，即紧扣原作思想语义进行直译。[14]比如“体制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是改革途中的‘拦路虎’”中“拦路虎”一词的翻译，西方惯常表达是“alionintheway”，而我国官方发布的标准译文是“atigerintheroad”，有意将西方文化中的“狮子”与汉民族文化中的“老虎”的概念对立起来，以顺应中国传统文化含义，在外宣文化传播中有意植入“我民族文化特征”，不失为一种外宣良策。

　　所以当十八大党中央提出的“反腐倡廉”，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中央编译局将其直译为“crackingdownonbothtigersandflies”;而十九大继续提出坚定不移地“打虎”“拍蝇”“猎狐”也译为“totakeouttigers”“swatflies”及“huntdownfoxes”，很快就为国内外读者认可和接受。Venuti认为政治话语翻译传播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在多元政治文化中植入自己的民族政治符号，“对当今国际事务进行策略性的文化干预……对目标语文化价值观施加‘反我族主义的压力(ethnodeviantpressure)’”[18]。

　　在进行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翻译时，若政治话语没有复杂的内涵，则可以采用忠实原文进行直译，例如，税收法定原则(principleoflaw-basedtaxation)、普惠金融(inclusivefinance)、众创空间(makerspace)、为公平竞争搭好舞台(leveltheplayingfieldforfaircompetition)等的翻译;再如十九大主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remaintruetoouroriginalaspirationandkeepourmissionfirmlyinmind)等，这样的翻译既忠实于原作者的思想意图，又保留了原文的风格。正如贾文波指出的那样，政治话语的翻译，“既要紧扣原文用词谨慎、中规中矩，又要吃透原文精神适时变通”[19]。也就是说，译者要适应源语语义，使译文精准达意、通顺易懂。

　　四、结语

　　政治话语的翻译本质就是“用外语”进行再创造的跨文化、跨地域的政治信息共享与思想交流活动，是一个国家形象在国际生态环境中的建构方式[11]。简单来说，中国政治话语的翻译过程就是“中国政治、外语表达”;“中国政治、国际传播”;“中国形象、国际建构”[11]。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政治声音，使国际社会准确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治国理念，翻译是最前端、最基础性的工作[23]31。

　　中国政治话语翻译的传播特征决定了其翻译过程必须首先立足于我国国情生态及发展变化的国内外形势环境，坚持政治优先，牢牢把握话语权;在全面、正确理解政治文本语义基础上，首先采用直译法;同时，根据本族语(汉语)语言结构特征，恰当运用意译等策略;此外，政治话语的翻译还需充分尊重目的语国家人民的语言、思维、文化习惯，以国外习惯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近中国。

　　[参考文献]

　　[1]黄蔷.中国政治术语的语言特征及英译策略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7(3):119-124.

　　相关刊物推荐：《语言与翻译(汉文版)》创刊于1985年1月，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语言文字政策，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办刊方针。它主要刊登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党的语言文字方针、政策以及实施情况;以不同学术观点撰写的有关突厥语族诸语言的古代和现代语言文字研究、名词术语规范、正字法研究、方言调查;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语与双语教学研究;语言与民俗研究;书评等内容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