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5-06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内容摘要】 当下是一个建构话语体系的时代，谈话语必谈米歇尔福柯。由于福柯所从事研究的阶段性，这使得诸多对福柯话语理论的理解和引用仅局限于话语实践，把话语看成一个生产主体和社会现实的机器，无视非话语实践( 或权力) 对主体性和社会现实的微观建构。本文将采
【内容摘要】 当下是一个建构“话语体系”的时代，谈话语必谈米歇尔·福柯。由于福柯所从事研究的阶段性，这使得诸多对福柯话语理论的理解和引用仅局限于“话语实践”，把话语看成一个生产主体和社会现实的机器，无视“非话语实践”( 或权力) 对主体性和社会现实的微观建构。本文将采用历史实证主义的方法，通过对福柯的“话语与权力”思想的文献进行分析，强调福柯的话语和权力是不可分离的，“话语和权力”的互动是理解现实秩序建构的关键。
【关键词】 福柯; 话语; 权力; 话语理论
传播学当下是一个“建构话语体系”的时代，逢 “话语”必谈福柯。在以《话语与社会变迁》而闻名的英国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看来，福柯对话语概念及其分析方法的普及做出了贡献，他“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话语’概念的流行，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方法的流行，可以部分地归因于这种 影 响。”① 不 过，由于福柯的研究存在着阶段性———前期的考古学更多强调话语形成的规则性与条件———后期的系谱学更关注话语历史性中权力的作用，致使诸多对福柯话语理论的引用只关注话语的“话语实践”特征，把话语看成一个生产主体和社会现实的机器，而无视“权力”对主体性和社会现实的微观建构。本文将采用历史实证主义的方法，通过对福柯的 “话语与权力”思想的文献分析，强调福柯的话语和权力是不可分离的，“话语和权力”的互动是理解现实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是福柯的思维理路; 第二是福柯话语的界定与分析; 第三是福柯权力的界定与特征; 第四是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关系; 最后是福柯“话语与权力”思想的传播学意义。
一、福柯的思维理路
( 一) 哲学的作用
康德的《什么是启蒙?》是福柯“当下哲学”的重要依据。在康德看来，启蒙就是人类用自己的理智摆脱自己所加之于自身的不成熟状态。福柯认为，“康德的作品是第一次一个哲学家从内部紧密地把自己作品的认识意义、对历史的反思与特殊时刻的特殊分析联系在一起。对作为历史差异的‘今天’的反思以及把‘今天’作为一种特殊哲学任务主旋律的思考是‘什么是启蒙’的新颖之处。”② 早在 1967 年，福柯在尼采的影响下就指出，“哲学的作用是分析作用。实际上，哲学已经不是去喜欢说永久存在的东西。[现在]，哲学拥有更艰难和难以捕获的任务: 去说发生的事情。”③ 于是在福柯处，哲学的任务不但是要分析过去被我们合理化的现实，而且还要超越这种合理化过程所带的限制，生产新的主体。福柯所做的批判“不是去寻找具有普世价值的形式结构，而是对一些事件的历史研究，这些事件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成为我们的所做、所思与所说东西的主体。”④ 这体现于福柯对三种实践的研究: 以主客体关系为特征的知识领域的话语实践、以主体间关系为特征的权力领域的非话语实践、以主体与自我关系为特征的伦理领域的伦理实践。
( 二) 解构的认识论
一方面，福柯深受德国哲学家尼采的系谱学以及法国哲学家巴什拉、格鲁特、康吉莱姆等人影响。沿袭尼采，福柯解构了传统的单一的、线性的、宏大的历史，继尼采的“上帝之死”后，提出了“人之死”，这种观念意味西方哲学史上的宏大或大写“理性”或大写的形而上学“主体”的消失，即作为主体的人不再是空洞的存在，而是具有实实在在地生活、工作、言说等实证性的存在。福柯对历史性的认知集中在断裂和非连续性之上，摒弃了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的合理化( 或单数的、大写合理性) 认识，转向对人类社会的、具体的或复数的“合理性”的关注，强调“经验”成了新的主体性建构的主要场所。从“经验”( 如疯癫、性等) 角度出发，“福柯把自己的作品界定为一种‘思维的批判史’，对它的理解表现为对‘体验焦点’的分析，该分析把 ‘可能知识的形式’、‘个体行为的规范模式’以及‘主体的可能存在方式’构合在一起。这种分析策略体现在: 首先，涉及‘话语实践’，话语实践依据真实与虚假间的游戏来构成和组织可能的认识形式; 其次，用权力、技术以及对他者行为的引导程序来研究行为的规范模式; 最后，研究个体通过‘自我实用主义’或自我关系技术实现主体化的形式。”⑤ 从巴什拉等人那里，福柯也认识到人类思想的轨迹不是线性的，而是具有非连续特征; 在宏大的思想连续性下面、在精神的宏大与均质化表象下面、在科学的顽强变迁下面，看到了断裂的介入。⑥ 于是，在福柯那里，话语的条件性和非话语实践的构建性成了其研究的兴趣点。
另一方面，福柯还从尼采那里了解到: “我们被过程、运动和力量所贯穿; 我们不知道这些过程和这些力量，哲学的作用无疑就是分析这些力量，分析它的现状。”⑦ 在这种认识论的背景下，福柯避开业已存在的从生产关系和意义关系来理解主体的路径，从权力关系出发来分析主体化的过程。不过福柯提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基于法律与制度模式上的权力，扩大了权力的界定维度，从可让度的、单向传播的权力观转向了相互作用的权力关系。也就是这让复杂的权力关系与知识和话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总之，福柯既不打算从所有事件与所有可能的道德行为中提出普世的结构，而是处理讲述我们所思、所说与所做的话语，并把它们当做另类的历史事件来处理; 也不打算从“我们是什么”的形式出发来推导我们不可能认识或做的东西，而是从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偶然性中提炼出不再像现在这样存在、做与思考的可能性。⑧
( 三) 考古 - 系谱学方法论
福柯主要采用了体现话语生成的、表现为解析话语生成条件的历史横向维度的考古学，以及解析权力与知识/话语间互动关系的历史纵向维度的系谱学，即权力关系如何作为知识形式和主体性形式的模具来发挥作用。具体地，“考古学更多是这样一种研究，其试图寻找认识和理论成为可能的原因; 根据何种秩序空间，知识才得以形成; 依据何种历史先验并在何种实证性元素中观念( Idées) 才可能出现，科学才得以构成，哲学中的体验才得以表现，合理性才得以形成、解体和快速消失。”⑨ 虽然，考古学分析对象主要是科学话语，但这种方法也可以用于其他领域，因为“考古学试图描述的不 是 具 体 结 构 中 的 科 学，而 是 不 同 的 知 识 领域。”⑩ 福柯的“系谱学”也不是一门学科，也是一个研究领域，其“绝不是为了追溯过去，重建历史叙事的连续性，而是从多元性、扩散、偶然性等出发，去恢复特殊性的事件”。瑏瑡 对福柯而言，系谱学作为对起源的分析，其存在于身体和历史的构合之中，进行系谱学研究就必须显示浸淫于历史的身体又要把历史看成身体的解构者。瑏瑢 “系谱学”分析试图重构知识与认识对象及认识主体发生关系的方法，展示知识、权力、主体、客体等在纵向上互动关系的历史性。考古学更多出现在福柯 20 世纪 60 年代的著作中; 在 20 世纪 70 年代，考古学转向了系谱学，福柯的研究从对“认识型”的关注转向了对话语体制历史决定性的研究。
( 四) 福柯的问题化
在了解福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后，有必要认识福柯是如何选择并形成自己的研究问题，即“问 题化”。在福柯看来，思维是一种历史事实，因此有自己的历史。瑏瑣 福柯于是把自己的工作定位为“思维的批判史”，致力于研究思维的问题构建方式以及为回应这些问题所实施的策略。在“思维史”框架下，福柯的“问题化”不是去再现一个早已存在的对象，也不是通过话语来创造一个不存在的对象，而是“一套话语或非话语实践，这些实践让某物进入真实 - 虚假的游戏中，把它构建为思考的对象。”瑏瑤 如自古典时期开始，通过理性话语，即科学与非科学、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非道德的区分，借助管理与纪律程序，人被赋予一定的秩序，在此实践中出现了作为研究问题的“疯癫”( 理性/非理性) 、“性欲”( 道德/非道德) 、“疾病”( 科 学/非 科学) 等话语。在《疯癫史》中，问题是了知“疯癫”如何、为何在某个既定时刻通过一定的制度实践和认识机器被构建成要研究的问题。同样，《规训与惩罚》的“问题构建”分析的是，18 与 19 世纪之交借助惩罚实践和惩治机构来实现的犯罪与惩罚关系的变化，以显示“处罚由技术和策略阅读格栅代替了法律格栅”瑏瑥 ; 在《诊所的诞生》中，福柯又努力展示在医疗机构中，一种解剖 - 病理学知识如何发展起来( 如新的客体、新的概念、新的陈述规则、新的话语实践等出现) ，并为一种具有丰富科学生产性的医学奠定了基础。瑏瑦 因此，福柯的工作更多被描述为对与某个既定时期相对应的“问题化”一般形式的研究，研究“问题化”的形式就是在( 问题的) 特殊的历史形式中来探讨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的分析方法。由于话语实践/非话语实践是结构“问题化”的主要手段，因此“话语”和“权力”便成了理解福柯思想的重要理论工具。
二、福柯话语的界定与分析
福柯说，令其感兴趣的是某人在某时刻说了某事，他努力说明的不是意义，而是因某事在某时刻被说出所拥有的功能。于是，福柯要思考的不仅是所言说东西的作用，而且还要描述其与外部环境的关联性( 即外在性) 。对“被言说的话语”的分析既涉及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原则，又涉及到与其相关的力量关系。福柯的话语也因此有了不同的界定: 一揽子陈述、事件、事实、实践、意义、战术组、一系列片段、一套策略，等等。具体而言:
( 一) 话语是陈述
这是福柯《知识考古学》最基本的认知，也是我们在使用福柯“话语”概念时的定义取向，不过这不同于语言学陈述( 如句子、命题等) 。在福柯看来，话语是一套陈述，其生产被一定数量的程序控制、组织和再分配。福柯指出，“( 话语) 隶属于或来自于同一构成系统的一套陈述”瑏瑧 ，或“从属于不同领域但遵循相同功能规则的一揽子陈述，这些规则不仅是语言的或形式的，而且还产生一定数量的具有背景决定性的区分，如理性/非理性、科学/非科学”。瑏瑨 在福柯那里，陈述是功能位置，“陈述不是一个结构，而是一种从属于符号的存在功能; 依据该功能，我们可以决定符号是否‘产生意义’; 根据何种规则，符号彼此相连和排列，从何处说它们是符号，它们的表述产生了何种行为。”福柯接着还指出，“当我们不能为陈述找到一致性的结构标准时，一定不要惊奇。因为它本身不怎么是个单位而是功能，一种交叉结构和可能单位的领域，陈述使该结构和单位在时空上表露出来。我们要描述的就是这种功能，它的存在、它的条件以及调节它的规则及其发生作用的场域。”瑏瑩 陈述功能的发挥必须依赖于一个相联系的领域，一系列语言学元素只有浸凐在一个陈述场域中并作为一个特殊元素出现时才能成为一个陈述。瑐瑠一个陈述的存在以其他的存在为前提，“不存在不以其他陈述为前提的陈述。”瑐瑡 对某个话语的分析就是要对出现在话语陈述中的对象、概念、陈述方式以及所使用的理论的分布与扩散状况进行分析，从而展现一个有关“某物”的话语的构型，如“有关疯癫的话语”。
( 二) 话语既是事件又是事实
在福柯那里，“事件”首先表现为一种事实，是某些历史学家喜欢描述的东西，不过历史学家关注的是显示历史的永久性结构，而福柯则着力在事实的背后重构一个话语、权力、策略和实践网络。瑐瑢 说话语是事件更多是在考古学层面上进行的，福柯利用“事件”概念来表达考古学的历史分析模式及其对哲学活动的一般理解。福柯认为，考古学是对话语事件的描述，哲学的任务在于分析发生的事情，即现实。事件首先有两重基本含义: 作为新事物或差异的事件与作为历史实践的事件。福柯把第一种称作考古学事件，把第二种称作话语事件，第一种思考历史的新颖性，即断裂，第二种思考事件的历史规则性。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 新颖性建立新的规则性形式。福柯曾说，“在话语问题中，令我感兴趣的是某人在某时刻说了某事。我努力说明的不是意义，而是因某事在某时刻被说出所拥有的功能。这就是我所说的事件。对我而言，问题在于把话语作为一系列事件来考虑，在这些事件( 被称作话语事件) 与其他事件( 隶属于经济系统或政治领域、机构) 间建立关系，并把它们描述出来。”瑐瑣 另外，尼采把哲学界定为对力量的现实性的分析，受此影响，福柯就去分析话语实践与这些力量关系所构建的现实性，这形成了“事件”的第三种含义。最后，在福柯处 “事件”被动词化，即“事件化”成了分析历史事实的考古 - 系谱学方法，把历史事实当做事件来处理。于是，福柯的“事件”有了四种含义: 历史断裂、历史规则性、现实性以及“事件化”工作方法。
( 三) 话语既是实践又是意义
福柯主要讨论三种实践: 话语实践、权力实践和自我实践。话语实践体现于考古学研究，权力实践体现于系谱学研究，自我实践体现于伦理研究。福柯的“话语实践”是一种社会实践，但这种实践具有自己的规则性: “被我们称作‘话语实践’的东西现在可以明确了。我们不能把它与个体借以表达观点、欲望和意象的表述操作混同起来，也不能把它等同于推理系统中使用的理性活动，也不能把它看作讲话主体在构建语法词语时的‘能力’，这是一套在既定时空中被决定的匿名的历史规则。这些规则在某个既定时期，为给定社会、经济、地理、语言等领域规定了陈述功能发挥作用的条件。”瑐瑤 福柯的考古学是把话语当做档案元素中的实践来描述瑐瑥 ，在此实践中去探讨陈述的出现和消失规则。在福柯那里，被称作档案的东西，不是某个文明中被保存的所有文本，而是在某个文化中决定陈述的出现和消失、留存和抹除的一套规则。瑐瑦 同时话语又是意义。福柯说自己感兴趣的是“某人在某时某刻说了什么及其功能”，这涉及到两方面的考量: 言说本身的含义与其功能。这两方面都和某个话语、陈述、话语实践以及非话语实践的外在性分不开。这就是福柯所说的: “话语是一揽子流动于社会关系中的具有限制和被 限制功能的意义 ( Significations) 。”
( 四) 话语既是片段又是策略装置
在系谱学层面上，“权力和知识就是构合在话语之中。为此，必须把话语看成一系列非连续的片段，它的战术功能既不一致也不稳定。具体地说，不必想象一个被接受话语与被排斥话语或支配话语与被支配话语共享的话语世界; 但可把其看作众多在不同策略中发挥作用的话语元素。”瑐瑨 而话语战术又是一个知识和权力装置，对话语形成的分析不是根据意识类型、观察和意识形态的形式来进行的，而是从权力关系的战术和策略来着眼。瑐瑩 或者直接“把话语看成一个策略领域，一种策略装置，在这里，元素、策略和武器不停地从一个领域流向另一个领域，不停地在对手间进行交换，不停地转向使用者的对立面。”瑑瑠 因为只有这样，“话语才可以成为一种对抗的场所与工具……使话语呈现差异并显示其特征的是对手双方所占据的位置”，瑑瑡 才能把权力关系与主体性的构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在权力体系中，权力是通过话语中主体的功能位置与行为活动来实现的。这尤其体现在对话语构成的陈述方式的分析中。
( 五) 福柯的话语分析
福柯的话语分析主要关注话语“外在性”，即话语的生成条件，这将“导致三种结果: 1) 不是把以往的话语看成一个使其充满活力的评论主题，而是看成一个精确描述其自身安排的纪念物; 2) 在话语中寻找的不是结构主义寻找的建构法则，而是其存在的条件; 3) 与话语相关的不是思想、精神或收养它的主体，而是其从中展开的实践领域。”瑑瑢 福柯的话语分析主要体现于对“话语构成”的分析，对“话语构成”的分析就要是弄清“对象的形成”“陈述方式的形成”“概念的形成”和“理论策略的形成”，这些元素既是话语分析的分析单位，又构成了知识。对象形成的分析涉及“对象出现的场所、界定机构和规范格栅”，它们决定着话语对象在不同领域的分布; 陈述方式分析涉及“谁在讲话、陈述的制度场所、主体所占据的位置”，它们决定着主体在不同领域的分布; 概念形成分析关注概念出现并流动其中的陈述场域的组织结构，即陈述的连续形式、陈述间的共存形式、对陈述的干预程序，它们决定了概念在不同领域分布; 理论策略则聚焦于理论如何分化开来的衍射点、话语间的裁定以及非话语实践对话语构成的挪用，它们决定了“有关某对象的话语”在不同主题或理论上的选择境况。对于某个话语构成而言，它的界定需要确定对象、陈述方式、概念、策略等的形成，这四个维度相互制约，即在某个话语构成中，某个对象是与之相对应的陈述方式、概念和理论策略联系在一起的。考古学描述展现的是话语构成元素的分布和扩散的地形图。
在此，尤其需要清楚的是，话语的对象更多体现为一个参照系，而不是某个具体参照物。如在“有关疯癫的话语”中，“‘疯癫’不是一群命题的共同对象( 或参照物) ，而是参照系。”瑑瑣 具体地，以“对象形成”为例，福柯从三个维度来描述: 出现的场所、界定机构和规范格栅。首先，出现的场所不同，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对象，如在 19 世纪，出现在家庭、社会群体、工作场所、病人性欲等中的差异被当做疾病和神经官能症而成了精神病话语对象; 其次，界定机构不同，对象的分布也不同，如在 19 世纪，为疯癫及其变体划分边界的是医生、法官以及宗教机构和文学批评; 最后，规范格栅不同，对象的分布也不同，如 19 世纪不同类型的疯癫就依据灵魂、身体、生命以及个人的历史来区分。在福柯看来，如果我们能在三者之间建立联系整体，如果能展示不管何种话语的对象在这种整体中的位置以及出现规则，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话语构成的对象分布。瑑瑤“界定这些对象并不参考事物的本质，而是把它们与一揽子( 或一套) 规则联系起来，这些规则把它们构建为某个话语的对象，这些规则因此成了这些对象得以出现的条件。构建一个话语对象的历史，不是在深度上追溯到某个起源土壤，而是展现支配它们分散的规律性连系。”——论文作者：朱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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