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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礼物馈赠的视角看当代日本人的人际关系

发布时间:2019-06-05 11:41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

[摘要]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赠礼文化,礼物流动的深层逻辑是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终身雇佣制的衰落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强调共同体意识的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冲击,随意的礼物社交礼物自我礼物等个人化礼

  [摘要]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赠礼文化,礼物流动的深层逻辑是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终身雇佣制的衰落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强调共同体意识的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冲击,“随意的礼物”“社交礼物”“自我礼物”等个人化礼物形式的兴起表明日本社会的礼物流动和人际关系正朝着新的趋势发展。从礼物馈赠的视角来看,当代日本社会的人际关系具有三个新的特征:(1)比起基于“义理”原则的“仲间关系”,当代日本人越来越重视基于“人情”原则的“身内关系”;(2)在互联网时代,陌生人之间通过社交平台建立起“电缘关系”;(3)随着单身群体的不断增加,个人与“自我”之间呈现出一种“异化关系”。

  [关键词]日本社会;赠礼文化;电缘关系;关系异化

日语学习与研究

  礼物馈赠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纵观古今中外,无论是在公共关系领域还是私人关系领域,礼物都是人际交往的重要载体。赠送礼物时,不仅需要遵循一定的仪式和礼节,而且和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密不可分。

  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赠礼文化:既重视东方式的礼尚往来,又奉行西方式的AA制原则。礼物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AA制却营造出互不相欠的距离感。日本人在人际交往中所呈现出的双重特性,实在令人感到惊讶和疑惑,由此笔者联想到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说道:“一直以来,日本思想具有很高的原创性,不仅迥异于我们(西方)思想,与其他远东哲学相较也截然有别。”[1](p39)带着这一疑惑,笔者试图从礼物的视角来分析当代礼物馈赠的方式、动机和功能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进而探究当代日本人的人际关系具有哪些新的特征。

  一、文献综述与分析方法

  日本国内的礼物研究最早是以民俗学为中心来开展的,主要围绕赠礼的契机、礼品的种类、礼节、社会关系、回礼方式等进行系统的民俗调查和资料收集。柳田国男认为,赠礼习俗源于神和祭神的人的共食现象,即礼物本来是给神的祭品,祭神之后,作为神的回礼,祭祀的人可以和神一起享用祭品。神人共食的现象后来逐渐演变为人与人之间互赠礼物。

  20世纪70年代以后,各个学科领域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日本的赠答文化。别府春海从社会交换论的角度研究日本的礼物交换,他将赠礼契机分为“赠答(贈答)”和“物品交换(もののやり取り)”两大类,并指出日本的礼物研究偏向“赠答”而较少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交换”[2](p40-43)。伊藤干治和山口睦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分别阐明了日本文化的赠答结构和赠礼行为背后日本社会的近代化及地域社会的变迁。山口睦发展了别府春海对赠礼契机的二分法,将近代日本的赠礼领域分为传统的赠礼领域、个人的赠礼领域、公共的赠礼领域和国民的赠礼领域[3](p4)。

  国外对日本礼物研究的专著相对较少。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首次使用“义理”“人情”的概念来分析日本人行为方式的特点,她指出,日本人对“义理”的报答在思想上是毫厘不爽,等量对待[4](p129)。关于日本的赠礼,巴特在《符号帝国》中写道,“赠物者与受物者都为那件表示礼节的东西而相互施礼,那是个盒子,里面很可能什么东西也没有,或者干脆说,空空如也。”[5](p101)他认为,日本人相互传递的礼物不过是一种空洞的符号而已。

  目前国内对日本赠答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论文层面,内容多为日本赠答习俗的特征和禁忌、日本人送礼的文化心理以及中日送礼习惯的比较等等,涉及现代馈赠习惯的研究相对较少。王宇新在《日本年轻人馈赠行为考察分析》一文中比较了传统馈赠行为与现代馈赠行为的特点与变化[6](p65-71),但他只做了概括性的对比,并没有对馈赠行为发生变化的原因展开分析。

  王梦琪在《现代日本赠答习俗的特征及其社会作用》一文中对现代赠答习俗的特征进行了归类并对日本赠答文化的独特性进行了分析[7(]p5-6),袁亦秋在《从赠答习俗看中日人际关系的特征》一文中试图分析了赠答习俗所反映出来的中日人际关系的特征[8](p4-5),但她们没有论及互联网时代新的礼物形式和人际关系的变化。在本文中,笔者主要着眼于互联网时代礼物馈赠方式、动机、功能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进而分析礼物背后所隐藏的人际关系的新特征。

  马林诺夫斯基、莫斯和萨林斯等人类学家在对礼物的功能进行分析时,都曾指出礼物的流动承诺或开启了社会关系。在日本,礼物馈赠中的人际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而呈现不同的特点。在村落共同体和企业共同体的时代,赠礼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加强集团内的相互交流,强化成员的归属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企业共同体的崩解和家庭结构的变化,脱离了企业和家等组织的个人赠礼活动开始活跃起来。

  为了探究礼物馈赠的变化所折射出的人际关系特点,笔者以土居健郎对日本人际圈层结构的分析为依据,从个人与“亲人”的关系、个人与“熟人”的关系、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个人与“自我”的关系这四个层面来阐述不同类型的人际交往和礼物馈赠。土居健郎根据依赖和客气的程度将日本人的人际关系分为三个层次,最里层的“身内”是一个全面依赖且无须客气的人情世界;位于中间层的“仲间”是一个不敢过于依赖对方、彼此需要客气的义理世界;最外层的“他人”是一个既没有依赖关系也不需要客气的陌生人世界[9](p47-48)。

  日本的人际圈层结构和中国人由亲人、熟人和生人构成的人际圈类似,但与中国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亲人和熟人之间是不可转换的,而日本的“身内”与“仲间”之间具有一定的可转换性;二是中国的人际圈是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扩张社会关系,而日本并不存在独立于团体之外的自己,个体只是大小团体层层套叠的结果。在阐述日本三个人际交往圈的关系时,土居健郎进一步指出:“这三个范畴的界限并不是划分得十分严格。

  ‘义理’和‘人情’也并非绝对相互对立,本应是充满人情的亲子关系会转变成冷酷的义理关系,反之,无亲无故的他人,也有可能跨进‘彼此相依’的关系圈内。”[9](p47-48)尚会鹏用“缘人”的概念来界定日本的基本人际状态,并认为:“它(即‘缘人’)是由并非完全基于血缘关系而是基于包括其他因素的某种机缘(血缘、地缘、业缘或者其他因素)走到一起的个体组成的,因此具有一定的可转换性和不确定性。”[10](p102)由此可见,日本的人际交往圈和义理人情的交往原则都不是绝对不变的,自我的确定和个人的行为主要取决于个人在当时当地的情境下与他者的关系,以下将针对不同人际关系中礼物的馈赠模式展开具体分析。

  二、礼物的情感性馈赠:个人与“亲人”的“身内关系”

  以霍曼斯为代表的社会交换理论以理性选择为原则,认为个体行动与否取决于成功与价值这两个因素。这一理论以经济交易做类比,忽视了行动者在交换活动中的情感投入。莫斯通过对古式社会夸富宴的研究证明除了等价的商品交换,还有另一种交换形式,即具有信用、服从、地位、崇拜等情感价值的“非对称”交换。正如日本社会中“恩”“义理”“人情”等概念所表明的那样,人与人之间通行的也是一种附带了感情价值的交换模式。日本的赠礼习惯最初源于对神灵的敬畏和感恩,后来逐渐世俗化,发展为对关照过自己的人以礼物的形式表示感恩和答谢。

  当这种感恩是出于个人自发的情感时,就是所谓的“温暖的义理”,即义理和人情相融合。如果报恩的义理并非出于行为者的自愿,而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规范,这就是所谓的“冰冷的义理”,即义理和人情相脱离。别府春海在对礼物的物质性赠予进行分类时,曾指出,中元、岁暮等传统的赠答习俗以义理为原则,而日常的物品交换则是以人情为原则。

  他认为,随着日本社会迅速地现代化,送礼活动越来越个人化和工具化①。然而,根据矢野经济研究所2009年针对个人礼物市场所做的调查显示,在2000至2009年这十年间,以中元和岁暮为代表的“正式的礼物(フォーマルギフト)”②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而“随意的礼物(カジュアルギフト)”③则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矢野经济研究所2015年国内礼物市场的调查结果也显示④,受少子高龄化、核家庭化以及地域、亲属关系的稀薄化影响,礼节性的赠答活动日渐减少,而对父母、孩子和好友表达感谢、好意和爱的礼物馈赠占据了主要的礼物市场,说明礼物馈赠并没有越来越工具化,而是越来越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日本的礼物市场之所以出现从“正式的礼物”到“随意的礼物”的转向主要是因为社会关系发生了改变。

  在以终身雇佣制为基础的企业共同体中,管理者和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形成了长期稳定的“社缘”⑥关系。为了促进集团内的相互交流和强化成员意识,日本式经营的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在中元、岁暮时节向上司和与工作相关的人赠送礼物,既表达对日常关照的感谢,也包含各种功利的目的。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以后,终身雇佣制的衰退带来“社缘”关系的淡化,企业内部员工给上司送礼的现象逐渐减少。此外,经济的不景气使得家庭收入变得不可预测,为了节省生活开支,人们不得不减少中元、岁暮的礼物开支。

  不仅如此,中元、岁暮等传统赠礼节日也呈现出随意化的趋势,过去主要是向帮助和提携过自己的师长和领导,或是有合作关系的客户送礼表达感谢和问候,现在的中元和岁暮则慢慢成为家人或亲戚之间加强情感联系的重要契机。这是因为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社交网络的兴起,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逐渐被间接交往所取代,通过在中元、岁暮互赠礼物能够起到表达关心、增进沟通的作用。近年来,个人间的随意性馈赠逐渐占据了礼物市场的主导地位,反映出礼物赠答的动机发生了转变。传统的赠答习俗以“恩”和“义理”为原则,目的是为了维系共同体内部的和谐关系;而个人间的随意性馈赠则以“人情”为原则,目的在于表达自己的真心实意,属于情感性馈赠。

  以往的研究往往强调把人情看作一种可交换的资源或是理性计算的结果,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中特意关注了人情的道德和感情方面,人在这里代表私人关系,而情是感情的意思,所以“人情”这个词应当被理解为在感情基础上的私人关系[11](p141-142)。日本的“人情”观念和中国的“人情”一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共同之处在于它也是指个人的情感,代表着一种私人关系。区别在于日本的“人情”范围比中国要窄,一般是指父子兄妹这类自然的血缘感情,即在“身内关系”的范围内发生作用。超出了“身内”的范围便是“义理”的观念在发挥作用。个人与“亲人”之间的“身内关系”强调的是“人情”,即肯定相互依赖,积极地接受对方的情感。而所谓的“义理”,实质上是人情关系的一种延续,它是把亲人关系人为地拉入到熟人范围的人际关系之中,比如一般的朋友、同事、邻居等。

  三、礼物的符号性馈赠:个人与“熟人”的“仲间关系”

  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赠礼活动“中元”“岁暮”和人生的重要仪式“婚礼”“葬礼”都属于正式礼物的范畴。中元和岁暮都是源于祖先崇拜和神人共食的传统节日。中元是将中国道教的中元节和佛教的盂兰盆节相结合而形成的祭祀祖先的节日,进入江户时代以后,盂兰盆节作为民间仪式得以盛行,人们在拜访亲属和熟人时开始赠送“盆礼(盂兰盆节前送出的慰问礼)”,这种盆礼也叫中元。而岁暮是人们为了在新年祭祀祖灵而将所需要的供品在年底送往父母家中,和中元一样,岁暮也是在江户时代普及到日本人的生活中。

  中元、岁暮最初的赠礼对象主要是父母,目的是为父母祈福消灾,由于江户时代商业的发达逐渐发展为向日常关照自己的人赠送礼物,在表达感谢的同时也希望维系一种持久的交往关系。中元和岁暮基本上不用回礼,收到礼物以后立即和赠礼者联系传达谢意,然后再寄一封感谢信就行了。通过书信的方式来表达对日常关照的感谢和对收到礼物的感谢,会让赠礼者感到更加高兴。如果受礼者实在想要回礼的话,返还的礼物一般是收到礼物价值的一半。

  在日本,婚礼和葬礼的回礼通常也是收到礼物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莫斯在研究古式社会的夸富宴时提出:“回礼是义务性的,是被期待的,而且要和收到的礼物相当”[12](p54),本尼迪克特也认为对义理的报答(即回礼)必须等量对待。日本为什么存在象征性回礼(如“オウツリ”①“礼状”②)和部分回礼(如“半返し”③)的现象,礼物交换的互惠原则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呢?笔者分析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元、岁暮所送的礼物是对别人日常关照的回礼,所以不需要返还礼物。中元和岁暮送礼并不同于传统礼物研究中“物与物的交换”,而是“关照与物的交换”。

  社会学家滨口惠俊把日本人的交换模式称作“好意优先型”④,例如,一个人(甲)判断另一个(乙)人需要帮助,就将帮助提供给对方,获得帮助的乙非常感谢,于是在送礼时节,以回礼的形式酬谢帮助自己的甲,并将这种关系持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甲并不一定有明显的功利性动机,可能只是出于偶然的、对于他人是否需要帮助的主观判断。而乙对于从甲处得到的帮助(即恩惠)却产生了送礼酬谢的心理。因此,乙的送礼行为其实是对甲的关照的一种回礼方式,这一过程已经完成了甲与乙之间“关照与物的交换”,因此甲可以不用再返还礼物给乙,只要用感谢信作为形式上的回礼即可。

  第二,迫使受礼人回礼的“义理”意识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义理”从我国传入日本后,江户时代成为武士必须严格遵守的道德规范。二战以后,随着日本社会民主化的发展,传统的“义理”意识对人们的束缚出现减弱的倾向,表现在赠礼习惯上便是“オウツリ”“お捻り”⑤这类象征性回礼的出现。别府春海将日本人的礼物交换细分为八种类型⑥,其中,关于回礼的方式可概括为以下四类:(1)过去接受过礼物,按等额价值的礼物返还型;(2)对接受的礼物给予形式上的返还型;(3)是(1)和(2)的中间型,即返还的礼物只是接受的礼物的一半或三分之一;(4)是(1)与(3)的中间型,即礼物返还的反复。[13](p62-64)其中,(1)是依据均衡原理的均等交换,(2)属于象征性回礼,(3)是排除均衡原理的不均等交换,而(4)属于循环的不均等交换。由于日本人属于“向心式”思维,习惯站在对方的立场看问题,所以部分回礼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对方接受礼物时的心理负担。

  第三,回礼之所以不一定等质等量,是因为礼物交换的互酬性并不在于实际价值的对等,而在于符号价值的对等。礼物的首要价值在于“礼”,其次才是“物”,可以说礼节、礼仪等社会行为规范的意义,大于礼物的使用价值。更直接的是,礼物的焦点在于它的符号象征意义,而不是物质载体。巴特在对日本的送礼习俗进行考察时就曾指出日本人重视礼物的包装是为了表达一种形式上的礼节,也就是说礼物的形式不过是一种礼节的符号而已。

  任何形式的交换只有达到一定的平衡才会持续进行,如果交换物品的实际价值不相等的话,它一定是发生了价值转换的过程,使看似不等价的交换实现了意义上的对等。日本人赠送“正式的礼物”的时间、内容、包装、用语几乎都是固定的,具有程式化的特点,这些固定的形式就是一个个符号,代表着礼节性的意义。

  正式礼物的馈赠目的并非传递感情,而是为了遵守传统的常规惯例,维系和谐的社会关系。这种类型的礼物馈赠一般发生在“仲间关系”的交往圈中,“仲间关系”是指相互认识或熟悉,有一定感情投注但不能过于依赖的关系,这是一个人为地把周围的熟人当作家人来看待的义理世界。处于这个交往圈中的日本人,接受他人的礼物相当于接受他人的义理,也就等于背上了无形的债务,如果不返还的话就会被周围人疏远,不被集团和社会认可。在村落共同体和企业共同体的时代,以“正式的礼物”为代表的符号性馈赠对于维持共同体的确认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此类赠礼活动要注意把握适当的尺度,否则容易陷入虚礼或形式主义。

  六、结语

  通过上述对礼物馈赠中不同人际关系的分析,我们发现日本人传统的义理人情观念、内外观念和自我意识等均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义务性赠礼活动的减少和自发性赠礼活动的增长表明当代日本人更加注重情感性馈赠。社交网络的发展拓展了人际关系的外延,打破了传统“内”与“外”的明确界限,陌生人之间也能通过“好缘”和“电缘”建立起类似“身内”关系的联系。以“自我礼物”为代表的新型礼物表明网络时代加速了自我意识的发展,但过度的自由又会带来个人的孤独。

  从礼物馈赠的视角来看,当代日本人的人际关系具有以下三个新的特征:(1)比起基于“义理”原则的“仲间关系”,当代日本人越来越重视基于“人情”原则的“身内关系”;(2)在互联网时代,陌生人之间通过社交平台建立起了“电缘关系”;(3)随着单身群体的不断增加,个人与“自我”之间呈现出一种“异化关系”。笔者认为,网络时代的到来,促进了“随意的礼物”“社交礼物”和“自我礼物”等个人化礼物形式的快速发展,对日本的传统馈赠习惯和强调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尽管个人主义的意识得到一定程度的张扬和发展,但日本人的存在方式从根本上来说仍然受到关系的主宰。

  参考文献:

  [1][法]列维-斯特劳斯.我们都是食人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2][日]別府春海.文化的概念としての『贈答』の考察.伊藤幹治・栗田靖之編著『日本人の贈答』.日本:ミネルヴァ書房,1984.

  [3][日]山口睦.贈答の近代[M].日本:東北大学出版会,2012.

  [4][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江苏:译林出版社,2012.

  [5][法]罗兰・巴特.符号帝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6]王宇新.日本年轻人馈赠行为考察分析[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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