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6-05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北京前门是历史性形成的城市文化空间，在历经重大空间变革后，前门迎来了城市文化空间的当代性重塑。重塑后的前门空间争议不断，文化如何重塑城市空间在这一案例中便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 关键词：前门,城市空间,文化空间,空间重塑,启示 在民间通
摘要：北京前门是历史性形成的城市文化空间，在历经重大空间变革后，前门迎来了城市文化空间的当代性重塑。重塑后的前门空间争议不断，“文化”如何重塑“城市空间”在这一案例中便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
关键词：前门,城市空间,文化空间,空间重塑,启示
在民间通俗性称谓中，北京“前门”不仅是正阳门城楼的俗称，而且已经成为一个地域性概念，泛指前门周边的生活空间、文化空间与商业空间。从最初的城楼名称到区域代名词，“前门”本身就彰显出一个城市的空间变迁与空间属性，这个空间又因与无数的文化故事、商业传奇、历史风云、生活哀乐交融共生而成为北京城市史话的活教材与城市传统特色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但是，历史在毫不吝惜地赋予前门地区诸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让前门经受了命运的多舛，在经历了四次被烧，一次被炮轰后，几经重建的前门已经逐渐失去其本原面貌。时至21世纪，北京的大型现代商业圈已是星罗棋布，前门昔日的“商业帝国”地位在新时代商业文化的围合中被不断蚕食，历史性形成的前门城市空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发展困境，以“前门文化”重塑“前门空间”成了一种“新空间生产”的重要策略。“前门大街”的改造和前门城市文化空间的重塑是新时期前门地区“空间变革”的开端，但重塑与再生后的前门却是问题连连，争议不断。
一、丽正门与前门：从城楼名称到地域概念的空间性转变
从城楼名称到地域概念，“前门”在历史进程中发生了种种变迁，前门地区的商业空间与文化空间就是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生产与建构起来的，空间的变迁始终与商业的繁荣、文化的丰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北京城市记忆的历史象征，构成了北京城市文化符号与城市文化资本。元十三年(1276年)，大都城的建设基本完成，其南面三座城门中正中的城门为丽正门，这便是“前门”最原始的踪迹与最初的雏形。相传，“丽正”之名是元初政治家、元大都设计者刘秉忠所命。“丽正”之丽不取美丽之意，它来自于《易经·离卦》中的“日月丽于天，重光以丽正”，大意为：日月附着于天，因而光明;皇帝正大光明，方能成就大业。
关于丽正门的形制、规模等，由于较少历史记载，现已无从追寻，但可以确定的是，丽正门处于现在天安门前长安街一带，为正阳门之前身。丽正门外南北走向的“丽正门大街”上“不但有菜市、草市等日常集市，还有太平楼、德兴楼、状元楼等茶肆酒楼，已然一派兴隆景象，”[1]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前门商业空间的历史原型。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从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历时15年，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对都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与改造，北京城的空间格局遂为之一变。在这次改造中，原都城南面的城墙被南移了近1公里，原来南面的三座城门均被保留，正中间的丽正门也仍保留着原有的称谓。明正统元年(1436年)，明政府开始修建内城的九座城门，直到正统四年(1439年)全部完工，此时，丽正门改名为“正阳门”。
司马相如《封禅书》中有“正阳显见，觉悟黎烝”之句，“正阳”乃兴旺发达之意。改建后的正阳门“除正楼外，还有一座箭楼。箭楼原有弧形月城，与箭楼合抱，形成瓮城，两侧城墙名叫‘东西月墙’。其瓮城之宽阔，正楼与箭楼之高大，非其他八门可比”。[2](P50)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正阳门城楼虽然经历了多次不同程度的毁坏，但包括大栅栏、鲜鱼口和珠市口地区在内的正阳门一带却借助“天子脚下”的地势之便与交通之捷，居民稠密，商贾云集，百肆居之，会馆众多，梨园荟萃，热闹非凡，逐渐形成了北京城最为繁华的商业区之一。
在官方话语体系中，“出前门”是皇帝出宫到先农坛、天坛祭祀时的“规划路线”，然而，在另一套民间话语体系中，一直到民国时期，“逛前门”都是老北京人经济文化活动中的重要选择。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北京市对民国时期的20个区进行了重新划分与调整，以数字为编号，设立了十六个区，其中的第六区名为“前门区”。这便是“前门”二字作为地理名称在北京城市历史中的首次出现。
到了1958年，在对北京城市区域进行新一轮规整之时，“前门区”又被撤销了，作为地理概念的“前门”又重新回到民间生活中。如今，“前门大街”是唯一一个用前门正式命名的地理范围。但是，在更真实的日常生活意义上，“前门”依然是一个区域性、空间性的概念。从丽正门算起，前门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前门”不仅指北京城中一座具体的城门建筑，“同时也是一个轮廓从模糊到逐渐清晰起来的区域范围”。[3](P9)
在很大意义上可以说，前门从一个城楼名称到地域概念的转变本身，就预示着一个城市空间的强势崛起，一个融合了商业文化、梨园文化、会馆文化等的城市商业文化空间的“登堂入室”。在鼎盛时期，前门一带开设了数量极大的药店、金店、绸缎庄、鞋铺、食品店、酒楼、钱庄等店铺，内联升的鞋、马聚源的帽子、会仙居的炒肝、通三益的海味、普云斋的酱肘子、三洋金店的金饰、同仁堂的药、便宜坊的烤鸭等，都颇具名气。在从一个城楼名称到地域概念的转变过程中，“前门”不仅生产了独特的城市空间，而且同时生产了这个城市空间中独有的文化形态与生活方式。
以正阳门为核心，八大胡同、菜市口、大栅栏、鲜鱼口等周边街巷与胡同不断繁荣，产生了一种“产业链”式的共存共荣的集群效应。在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前门地区的生活不断变得丰富，早在元代，丽正门外就成了市井繁荣的商业区，明朝在正阳门外建房招商，清朝实行满汉分城而居，将汉人经营的店铺赶到正阳门外，并因“城内开设店座，宵小匪徒易于藏匿”将戏院等娱乐场馆迁往外城，不仅“导致清初北京的居民区格局发生变动，随之引起北京商业中心发生变迁……正阳门外一带成为京城繁荣的商业街区”，[4](P209)由此形成了娱乐场所、名优店铺云集且充满生活气息并体现出特殊文化内涵的城市空间。
不同的时代共同生产着“前门”城市空间，不断积累、融合、建构着具有内在关联的文化品格与生活情调，“前门”地区遂成为百年京味文化与宣南文化的缩影。在这里，可以看到最生动的商业传奇与商业文化，它们是平民化的，是脱离于宏大叙事的日常性、民间性的“亲民故事”。
这个区域集中了同仁堂、全聚德、都一处、内联升、瑞蚨祥等驰名天下的老字号，也有物美价廉、京韵十足的大前门香烟和大碗茶。这里有最恣意、最活泛的平民生活。张恨水对前门生活情有独钟，在大栅栏购置宅邸，“其居所有大小七个院子，各种花木果树繁茂一场，可谓闹市中的世外桃源。他在这里品茗会友，饮酒赋诗，许多佳作就是蘸着丁香花的香气落笔成章的。”[5]
(P122)在鲁迅日记中，关于前门地区的记录就多达四百多处。沈从文的《棉鞋》记下了他在前门买鞋的尴尬经历。蔡锷与青云阁名妓小凤仙的爱情故事跌宕起伏，名传千古。这里还是京剧的诞生地，以及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前门一带汇聚了众多京剧科班，这里不仅走出了一代代京剧大师，如王瑶卿、梅巧玲、马连良、梅兰芳、程砚秋等，“去前门看戏”更成为一种时尚，构成琐碎生活的不尽乐趣。
1905年，任庆泰拍摄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前门大亨轩茶园即现在的大观楼上映，一时之间万人空巷。世事更迭中，前门的老字号店铺、娱乐文化活动与那些唾手可得的廉价物品始终贯穿在老百姓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虽然很多老字号正在逐渐失去市场，在现代商业品牌更新浪潮中已经风光不再，但是，它们的意义对于老北京人，对于北京城而言，却是永不褪去的。老字号的古旧情调，喝大碗茶、吸大前门、踩内联升、穿瑞蚨祥、欣赏京剧等，似乎才是令人感到最温暖最亲近的北京生活。它们已然成为前门风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构成其悠长韵味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在对前门日常生活事物的隐喻性领会中为漂泊无依的“老北京情结”找到依傍，获得一种“恋乡情绪”的历史性延绵。
二、前门城市文化空间的
当代性重塑及其争议在历史的不断淘洗中，前门大街作为北京城不可分割的城市文化空间，在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后发生了“致命”的变迁。第一次是因为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大地震。前门大街上自明代以降修建的商铺被毁于一旦，新建的商铺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基本完成。第二次是因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的大火。这次大火烧毁约4107间房舍，“前门大街两侧二三十米以内尽成焦土……灾后恢复，沿街仍是一层铺面。”[5](P17)
第三次是因为1900年义和团运动。前门地区共4000多家店铺毁于大火。第四次是因为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炮轰了正阳门箭楼。在1900年的浩劫之后，前门地区花了大约10年时间进行自我修复。到了20世纪80年代，老店铺改建，房屋整合，多栋现代钢筋混凝土大楼的出现使前门大街原有的空间风貌被彻底破坏，原有的文化形态逐渐模糊，原有的商业空间功能与文化空间功能也不断弱化。在几次具有颠覆性、毁灭性的城市空间“解构”与“重构”中，原有的具有浓郁北京地域特色的“中国商业发源区”和“老北京民俗生活集中展示区”逐渐演变为一个“中西杂糅”“不土不洋”的城市空间。至此，原有的城市空间形态几乎被另一种让老北京人感到陌生与惋惜的空间形态所取代。
前门大街一带日益老迈，在越来越年轻化、活力化的现代城市空间中似乎有些举步维艰、停滞不前，一些“角落”空间甚至被城市进程远远落下，沦为了窘迫不堪的“破败”空间，抑或“贫民区”。在前门历史变迁中，虽然空间面貌、文化形态、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却积淀了带有鲜明象征意义与历史记忆的文化底蕴。
因此，对前门地区进行整改，利用前门文化重塑前门城市空间，恢复原有街区的传统风貌就不仅是一项事关民生的重大课题，也是城市文脉延续与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环节。2006年，北京市政府开启了对前门大街历史文化空间再生产的规划工程。这是历史上对前门大街进行的第五次重大修复，与前四次不同，2006年的治理“不是店铺的个体行为，而是一次有完善计划的修复、重建”[3](P17)，是涉及危房改造、历史文化风貌修复、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和环境品质等的综合性整治。
在此之前，北京市政府曾于2003年确立了前门历史文化特色商业街区主题的改造工程和恢复前门大街清末民初历史风貌的修缮方案，在保护历史建筑及其原始风貌的基础上，重塑以商业、文化、旅游、休闲为主，具有浓厚老北京文化底蕴和鲜明地域特色的多元化、功能化城市文化空间。2006年，前门大街危房改造和历史风貌修复工程全面开启，2007年，前门大街开始进行封闭修缮。2008年，在奥运会开幕式的前一天，前门大街开街仪式隆重举行。
2009年，前门大街全面开市，103家商铺开户迎市，全聚德、内联升、吴裕泰、都一处等81家中华老字号和国内知名品牌与优衣库、H&M、星巴克等22家国际品牌汇聚于此。此次修复保存历史建筑9处，恢复41处老字号门面和4处老牌楼、老牌坊，保留仿古建筑4处，76%的历史建筑风貌得到再现，最大限度地还原与重构了前门大街的街巷格局、历史建筑形态和传统空间风貌。
的确，从北京市的历史传承、现代建设与未来发展这一纵向的时间性层面，以及北京现代城市空间与传统城市空间的综合性规划与治理这一横向的空间性层面来看，对前门大街及周边胡同街巷的空间重塑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事实上，前门大街在开街后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奥运期间，其修复成果曾获得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认为古朴的建筑风貌、厚重的历史文化涵养、浓郁的民俗气息有效地营造与还原了一种“老前门”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空间。
但是，好景不长，人们对于新前门大街的热情很快便淡了下来，前门大街中段和南段不仅人流稀少，南段的一些店铺甚至都没有开张。据2016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整条前门大街有近30%的店铺处于关闭状态，优衣库、NewBalance等品牌已撤出，肯德基、麦当劳等关闭了二层用餐厅，即便是一些老字号也是门可罗雀。“前门都是赝品”“前门大街是商人战胜文人的典型”“前门修缮整治成公认败笔”“前门大街新不新、旧不旧、洋不洋”等负面评价接踵而至，“前门热”降到了冰点。实际上，关于前门大街的改造以及如何改造的问题，在全面修缮之前一直都存在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历时三年，经过30多次的论证才最终确定了修缮的总体规划与方案。
但即便如此，在具体设计方案上仍然是聚讼纷纭，胶着难解。而最终的改造方案也是诸多争论调和的产物，即北段的前门大街以明清风格为主，南段突显现代风格，而中间段则兼顾古今、融通中外。虽然在修缮前，乃至修缮中，关于前门大街的不同意见和争论是无法避免的，但修缮后的前门大街被公开斥为“败笔”，却是令设计者与实施方始料未及的。改造后的前门大街，似乎一直处在舆论的旋涡之中，不间断的唇枪舌剑让前门无所适从。
概括来说，质疑之声主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ZARA、H&M等国际时尚品牌占据较大比例，与其他商圈的同质化使前门大街失去了特色与文化魅力;前门大街因缺少一个共同的主题，而无法将各色元素统一、贯穿起来;充斥着大量的仿古建筑;外来文化、品牌与原生文化之间的不协调等。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参与生产地域文化与组织日常生活的实际过程中，前门已经从实体性、具象性、实用性功能中慢慢退却，逐渐呈现出一种文化的、纪念的、记忆的性质，演变为人们想象与体验“皇城根下”故事与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情感因素与记忆碎片。
关于城市空间的集体记忆与情感体验是城市想象与城市生产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在背景中逐渐凸显，走向前台，并构成了群体认知中比真实的城市物质空间更加真实的“城市情感空间”与“城市记忆空间”，由此，“城市变成了一个充满记忆和希望的如梦似幻的地点。”[6](P91)在时间流转中，在影视剧、歌曲、文学作品的反复渲染中，前门具有了一种似乎不可磨灭的“灵韵之光”，象征着一个集体、一种归属、一抹乡愁、一种回想的“灵光”。
从这个层面来说，前门的被冷落、被嘲讽，或许和那些仿古建筑，和那些现代品牌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毕竟一个城市的真实及其感知“既是物质的问题，也是情感的问题;既是可见的，也是不可见的;既是不断加速的，也是缓慢移动的;既是相互连接的，也是偶然并存的”。[6](P5)忽视细节与情感的城市宏观规划与整治实际上低估了城市生活的情感运作在城市空间与城市文化再生产中的重要性。
夹杂着地域感知、情感经历、私人生活、文化认知的前门记忆也许在个体上有细微差异，但总体上却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前门回忆，它就像是一种“期待视野”，借助于这样一种“期待视野”，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去凝缩与转移前门的空间意义，渴望着前门的改造能勾勒、还原与复制出心中的前门，但面对缺少生活气息、情感与记忆回溯的“新前门”，即便历史建筑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修复，也依然无法唤起人们对前门的综合印象与感受，人们心中的前门，人们记忆中的“真实前门”似乎再也回不来了。
三、前门空间重塑的启示意义
关于重塑后的前门空间，虽然存在诸多不同看法，甚至是负面评价，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传统景观的整治，前门至少在物质形态上恢复或生产了一个传统的、历史的城市空间，沿袭了北京中轴线的建筑形态与空间格局。不过，物质性景观的重塑与总体性情境的再生、空间重塑的功能性定位与空间整体的文化性主题、地方性文化空间的生成与全球性品牌文化的引进、地方性文化知识体系与全球化逻辑等，种种问题之间的矛盾与错位，始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前门的发展活力，以致在开街10年之后的2018年，前门仍然在为如何挽回逐渐消失的人气而不懈努力。
前门空间重塑这一案例对当代城市文化空间功能的定位与重塑具有典型意义，也带给我们几点启示。首先，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中再生或重塑传统的城市空间与文化空间，需要一种综合性、整体性的把握与规划。修复与重建的对象不应仅仅局限于狭义上的历史建筑或文化景观。只有以“空间”为场域，促进与地方性文化相关的场景、传说、民俗、人文在整体上的情境式复现与再生，才是文化空间保护与利用过程中具有战略性眼光的重要举措之一。
大致来说，一座具体的城市，尤其是一座具有丰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可以从逻辑上分为物质性的建筑环境与人文性的文化空间两个层面。前者在历史性发展中逐渐成为一个独特的城市空间，并在时间的积淀中与特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样态不断融合，物质空间的历史性生成与文化空间的历史性建构因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物质性的历史建筑，物质性的城市空间在空间文化化的过程中，不断根植在当代原住民那不可割舍的“恋乡情结”之中，成为具有文化认同性与地域标志性的重要载体。
一座城市，或一个城市空间，因此就不仅仅意味着“建筑环境”，对于能反映城市风貌与地方特色建筑物的保护、恢复抑或重建虽然在建筑形式与空间形态上还原了城市空间的历史风貌，但将建筑环境的恢复与人文空间的再现割裂开来，却是众多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和城市文化空间重塑的策略性缺失。前门城市空间是历史性生成的商业空间、文化空间与生活空间，物质性景观的重塑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语境下的物质性空间构架。
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属于“人文景观”意义上的前门，即与前门具体的建筑、景观相关的传说故事、历史事件、人物风云、民风民俗等，在人们的记忆中尚且清晰地存在着，作为文化背景且代表地域文化主流的“人文前门”依然承载着历史文脉，具有极强的文化认知性与文化凝聚力，而对这一软性意义上的前门空间的忽视势必会造成前门“重塑空间”与前门“记忆空间”之间的认知错位。因此，在文化空间重塑过程中，有必要通过合适的物质或非物质载体，如场所、活动、表演、仪式等，将此类“人文景观”进行情境式再现，通过还原商业盛况、生活场景等历史画面，将人、建筑、场景、活动等有效地组织起来，以实现地方性文化的再生与“文化空间”的有机再造。
其次，前门城市文化空间重塑后所遭遇的是是非非表明，在当代城市空间中再利用和生产历史文化空间需要统筹考虑商业与文化、消费与体验的有机融合，在空间重塑的功能性定位上实现与空间整体文化性主题的有效对接，以文化的有机性、活泛性、空间性、统一性带动商业、旅游、休闲、观光的联动发展。
在文化空间的重塑与建设上，众多的历史街区改造都追求一种混合式发展态势，具体表现为，在功能定位上寻求文化、商业、居住、旅游、文创等方面的交融与混合。对于城市空间的持续性发展来说，考虑到社会、经济、旅游等城市其他维度的文化发展策略，这种做法无疑具有方法论上的正确性，但是，如果缺少现代产业与传统商业形态、商业形态与文化符号之间的恰当统一，重塑后的历史文化空间便极有可能沦为千篇一律的商业步行街，如重庆磁器口古镇、湖南凤凰古城等国内著名历史文化区都难逃太过商业化的口诛笔伐。
从“打造香榭丽舍名品街”到“文化体验式消费街区”，从“快时尚聚集地”到“非遗文化体验中心”，重塑后的前门大街城市空间一再经历功能意义上的转型。功能定位上的不清晰直接导致前门大街商业业态上的混乱，即在文化体验、时尚消费、北京本土与国际品牌之间徘徊不定，廉价且无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店和化妆品专卖店就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文化体验店的旁边，全聚德烤鸭店旁是东风汽车体验馆，老北京布鞋店对面则是时尚服装品牌H&M。
多种不同质的商业业态在同一城市空间中的局促共生，不仅使得前门大街在整体上处于一种缺乏统一性的“四不像”尴尬境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该城市空间在文化意蕴上的总体性与连贯性。在没有充分突显“老北京特色”的情况下，外来品牌与外来文化的“强制性入驻”，便极大地破坏了本土文化氛围的协调性，文化传承与商业业态的脱节就成为前门大街城市空间缺少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前门大街城市空间的重塑表明，在全球化逻辑中，地方性文化空间的规划与生产，与地方性文化和知识体系直接相关。重塑后的前门之所以被公认为一大败笔，就是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地方性文化知识体系在城市文化空间规划中的重要价值，没有正确处理好地方性逻辑与全球化逻辑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文化的知识体系是在一个特定的文化或亚文化中普遍盛行的某组观念，这组观念为关于世界或世界之任何一方的信息提供了一种方式。这种意义上的文化的知识体系就包括世界观、哲学、神学、政治意识，以及科学理论，只要这些体系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是盛行的。”[7]
(P65)地方意义上的文化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具有“地方感觉”的认知情境，不仅仅存在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中，而且还构成一种地域性的“文化共同体”，并与多元性的“文化全球化”之间形成一种无形的张力和对抗。在日益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城市中，地方性文化空间的复兴和打造可以说是治疗同质化倾向下城市历史文化失语症的重要手段之一。地方性文化传统和知识体系“与规划有直接关系，特别是在需要承认多种知识类型和来源的前提下，注重当地知识的价值……未能将当地知识纳入规划则从一开始就有损于公共权力的实现与公开宣布的公众参与目标”。[8]
(P12)从这个角度说，前门城市文化空间的再塑造便是一例没有将地方性文化知识体系合适地、合理地纳入城市空间规划中的典型，在这里集中体现了中、西、土、洋各色商品与各类文化无特色、无条理的“混糅”，独具特色的“前门文化”与“老北京风味”反而被无情地冲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城市的快速发展中，全球与地方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城市空间的“去地方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将“当地知识纳入规划”就成了最为明智的文化发展战略与城市规划方案。当地文化与知识在城市规划中的价值还原因此就不仅仅具有文化层面上的意义，它更体现了一种在全球化逻辑中充分尊重当地文化机理的综合性城市发展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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