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7-27所属分类：管理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国际投资保护行为是当前全球跨国投资遇到的最大阻碍之一，主要表现是，东道国不断提升外资限制程度，地缘政治构成其重要的空间影响因素。这主要体现为，具有影响力的核心国家能在国际投资保护上，对其他国家产生空间关联影响。运用《世界经济自由》数据
摘要:国际投资保护行为是当前全球跨国投资遇到的最大阻碍之一，主要表现是，东道国不断提升外资限制程度，地缘政治构成其重要的空间影响因素。这主要体现为，具有影响力的核心国家能在国际投资保护上，对其他国家产生空间关联影响。运用《世界经济自由》数据库中的外资限制指标来测度国际投资保护程度，分析得出:全球一级核心国家在国际投资保护程度上会产生全球性空间影响，地缘政治区域核心国家则存在本区域内的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投资保护程度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地缘政治区域核心国家的空间影响;全球一级核心国家和地缘政治区域核心国家均存在国际投资保护程度上的相互空间影响。因此，全球有影响力的大国，在降低国际投资保护程度促进跨国投资有序发展上，应承担更大的职责，同时，全球应通力合作加以应对。
关键词:国际投资保护;地缘政治;空间影响;核心国家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跨国投资受到较大阻碍，外资限制政策在各国不断出台，导致国际投资保护行为的蔓延和程度的提升。在此背景下，大量跨国投资项目因国际投资保护行为而失败，[1]影响了资本在全球的有效配置。我国跨国公司因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迅速及受发达国家针对性政策限制，而面临极为艰难的发展环境。[2]因此，在全球范围内通力合作以消解国际投资保护行为，已成为各国跨国公司谋求有序发展的当务之急。这需要在理论上探明国际投资保护程度的影响因素与国别关联特征。本文基于地缘政治视角研究国际投资保护程度之间的空间影响特征，考察全球核心国家和地缘政治区域核心国家在国际投资保护程度上产生的空间影响。地缘政治格局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也会对各国经济政治关系产生重要影响，[3]因而势必会通过外资政策形成国际投资保护的空间关联格局。
国际投资领域的限制措施远多于国际贸易，[4]在近年来全球各国新出台的外资政策中，有近30%的政策是限制型的。[5]其中，欧美国家出台的政策最为密集，并产生重要的跨国空间影响，而且逐渐导致国际投资保护行为在全球的蔓延。本文使用《世界经济自由》数据库中的外资限制指标量化国际投资保护程度，以地缘政治为切入点展开，将具有地缘政治影响的国家分为全球一级核心国家和区域二级核心国家展开国际投资保护程度空间影响的实证研究。
二、相关文献和理论推断
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投资保护行为现象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金融危机爆发后较多国家出台限制外资进入政策的关注上。[6-7]其中一类文献研究国际投资保护程度提升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危害，[8-9]这类文献还包括国内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受不利影响的研究。[10-11]另一类与本文研究更为相关的文献是对国际投资保护影响因素的分析，这类文献中，有些学者认为，东道国限制外资进入是为了消除信息不对称获取跨国公司剩余、[12]增加劳动者议价能力[7]等;认为在宏观上，国际投资保护程度提升是逆全球化的体现形式之一，主要是由收入差距扩大、利益集团游说以及国别利益冲突等原因所致。[13-14]还有些学者认为，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短期内逆全球化的加剧将更进一步增加全球治理的难度，国际投资保护程度随之提升，跨国投资的阻力会更为明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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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的研究视角为阐述国际投资保护程度的国别空间关联特征提供了新的思路。当前，随着全球政治和经济的不断融合，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在学科上也产生融合，地缘政治因素被认为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16]在地缘政治学框架内，虽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理论来反映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地理因素影响，但均认为，特定国家具有较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构成了全球或区域地缘核心国家。[17-18]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掌握话语权的优势大国能通过规则制定主导国际权力配置，[19]这些大国的兴衰和战略关系通过多种动力机制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产生影响，[20]从而影响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关系;大国在崛起过程中也会通过地缘政治战略的变迁对区域国家甚至全球产生影响。[21]同时，作为对外关系的组成部分，外资政策也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国际政治关系层面的宏观因素。由于国际关系具有较大的地缘特征，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22]国际投资保护程度是外资限制政策在各个阶段的综合结果，因此除了受各自国内因素影响外，也在地缘政治格局中受核心国家的影响，由此提出本文的理论假设1。
假设1.国际投资保护程度存在空间关联特征，全球及地缘政治区域核心国家会对其他国家的国际投资保护程度产生空间影响。
在地缘政治格局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不同的影响力，发达国家仍是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23]因而国家政策的外部影响力也存在差异。在外资政策上，无论是促进型还是限制型，发达国家因市场较为完善，外资管制经验较为丰富，政策实施受区域性的影响也较小，这将综合体现在国际投资保护程度上。发展中国家则不同，除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国外，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依靠国际援助，[24]因而政策独立性较弱，更易受全球及区域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在外资政策上尤是如此，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较弱，[25]外资管制的经验也较少，政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参考周边区域性大国，因而，国际投资保护程度也更受区域性核心国家的空间影响。这些不同之处意味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保护程度所受的地缘空间影响也存在差异，由此可提出本文的理论假设2。
假设2.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保护程度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地缘政治区域的空间影响。
核心大国不仅在地缘政治中，是主要影响国家，而且，它们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也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流。[26]因为，国际制度体系的构建和国际政策的实施主要是大国间相互作用的结果。[27]因而，全球核心大国和区域核心大国所实施的政策也受其他大国的牵制和影响。国际投资保护行为也是相互的，涉及到大国之间的相对利益，各国所实施的政策必然影响其他大国的对外直接投资。[28]地缘政治因素也将在该过程中发挥一定程度的作用，并通过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和利益权衡产生空间关联，由此，可提出本文的理论假设3。
假设3.核心国家的国际投资保护程度在地缘政治空间上存在相互影响。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在地缘政治学体系中，全球可按政治关系分为多个地缘区域，并依此界定具有全球影响的一级核心国家和具有地缘区域影响的二级核心国家。本文依据科恩(Cohen)[18]的方式将全球分为九个地缘政治区域，研究在国际投资保护程度上一级核心国家对全球产生的空间影响，以及二级核心国家对所在地缘区域所产生的空间影响。表1列出了地缘政治区域及核心国家名单。
在国际投资保护程度的度量上，有两个跨国数据库指标可供使用:一个是《世界经济自由》数据库外资限制指数;另一个是OECD数据库中的外资限制指数。两个数据库指标各有千秋:相同之处在于，两个数据库指标均采用调查赋分的方式进行度量，前者越大的数值代表越低的国际投资保护程度，后者越大的数值则反映国际投资保护程度越高;不同之处在于，《世界经济自由》数据库所包含的国家样本数量和覆盖年份更广，而OECD数据库仅包含67个国家样本且从2010年后才开始连续度量，但优势在于指标由分行业汇总而成，精确度更高。由于本文旨在研究国际投资保护程度的空间影响关联特征，需要充分的国别样本量保障研究的可行性，因而采用《世界经济自由》数据库中的外资限制指标度量国际投资保护程度(图1绘制了国际投资保护程度的演变趋势)。
从图1中可以发现，一方面，全球一级核心大国、地缘政治区域核心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国际投资保护程度具有相同的发展演变趋势;另一方面，其他国家的国际投资保护程度介于一级核心大国和二级核心国家之间。该结果在统计意义上反映出国际投资保护程度存在地缘政治上的空间关联特征，为实证研究验证理论推断提供了直观上的佐证。
四、研究结果与解释
1.基准回归结果
为检验地缘政治核心国家对国际投资保护程度的空间影响，分三种情况对基准方程进行回归，得到表3的结果。
表中Hausman统计量用于判断选择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第一列仅反映全球一级核心国家在国际投资保护程度上的空间影响，第二列仅反映地缘政治区域核心国家的空间影响，第三列则同时包含了两者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IVP_Oit在第一列中显著为正，IVP_Tit在第二列中显著为正，第三列IVP_Oit和IVP_Tit均显著为正。该结果反映全球一级核心国家的国际投资保护程度会产生全球性空间影响，而地缘政治区域二级核心国家的国际投资保护程度会在区域内产生空间影响，这有效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1。进一步地，回归结果也显示了IVP_Oit的系数值大于IVP_Tit，说明在国际投资保护程度上，全球一级核心国家产生的空间影响幅度大于地缘政治区域核心国家，间接反映了大国在国际投资政策中的影响力。在控制变量中，TRADEit、RENit和LABORit均不限制，而WGIit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国家治理质量是国际投资保护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且较高的国家治理质量能降低国际投资保护程度。
在本文的回归中，可能存在其他国家的国际投资保护程度对全球一级核心国家和地缘政治区域二级核心国家产生的反向空间影响，以及全球性宏观因素共同影响所有国家国际投资保护程度的情况，从而对回归结果的因果特征产生了干扰。为了排除这种潜在相互影响以及遗漏变量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分别使用一级核心国家和地缘政治区域二级核心国家的国家治理质量指标及其滞后一期值作为核心国家国际投资保护程度的工具变量，再次对方程进行研究。这是因为，一方面，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已表明国家治理质量会显著影响本国的国际投资保护程度，因而工具变量和解释变量相关;另一方面，核心国家的国家质量不会直接影响其他国家的国际投资保护程度，因而工具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不存在直接相关性。因此，在逻辑上，核心地缘政治国家的国家治理质量是其国际投资保护程度的理想工具变量。以此作为工具变量再次回归得到表4的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广义矩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发现，IVP_Oit和IVP_Tit的回归系数符号、显著性以及相对大小与表3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说明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仍反映出全球一级核心国家和地缘政治区域二级核心国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国际投资保护程度上的空间影响。表4的回归也说明了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不受内生性问题的干扰，有效验证了国际投资保护程度空间影响的因果稳健性。——论文作者：余官胜，曹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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