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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编辑述略

发布时间:2018-11-13 15:54所属分类:法律论文浏览:1

摘要: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出版机构。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适应时代潮流,及时调整出版策略,依据学制课程及教学计划要求,出版了一系列形式多样、质量优良的学校教科书,在民国中小学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学制的革新为视角,通过对辛亥革

  摘要: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出版机构。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适应时代潮流,及时调整出版策略,依据学制课程及教学计划要求,出版了一系列形式多样、质量优良的学校教科书,在民国中小学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学制的革新为视角,通过对辛亥革命以后至五四运动期间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编辑活动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化近代中国教学论史的认识,而且对现阶段教科书的实验与改革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教科书,“1922年新学制”

商务印书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取得胜利,各省纷纷宣布光复独立。次年1月1日,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成立南京临时政府。1月9日,任命蔡元培为第一任教育局长,并依据共和体制的社会性质及工商业振兴对人才的需求,对教育体制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从此,掀开了近代教育的崭新一页。

  教育改革的势头持续到后继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1922年学制颁布,并达到高潮,虽然经历了1914—1916年两年多时间的封建复古主义教育思潮的扭曲,但始终未偏离教育现代化路径的航向,只是在教育的模式或制度上由日本转向美国,发生了系列变动。

  其中的教育政策及制度有关规程条文提出了教科书的门类及体例编排等方面的要求。创办于清末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一家新型出版机构,积极投身于教科书编辑出版的事业中,对近代教科书的进程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为近代教科书的进步与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研究商务印书馆在民国初期代表性教科书的编辑活动,更助于加深认识民国教科书史的内容,并由此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小学教育的嬗变历程。

  一、《共和国教科书》教科书作为课程计划具体科目的文体形式,是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的基本工具。为了达到目标、任务的要求,必须依托于教育宗旨与相应的制度规程,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1912年2月,近代著名教育家、民国教育体制奠基者蔡元培主张将清末学部1906年颁布以“忠君”“尊孔”为特征的教育宗旨修改为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感五项[1]。南京临时政府为适应政治体制的转变,对清末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9月公布中小学学制章程,11月公布中小学教学文件。

  以小学为例,《小学校令》依据教育与心理的相关原理提出培养目标:小学教育应注重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及规律,从儿童认知能力出发,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旨在教授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又将其具体化为:凡与国民道德相关事项,无论何种科目,均应注意指示。知识技能,宜择生活上所必需者教授之,务令反复熟习,应用自如。凡所教授,必适合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度等[2]。

  种种规程条文的颁布,为教科书的编写提出了规范准则,注入了新思想,同时也为教科书市场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教科书编写出版机构激情高涨、并驾齐驱、奋勇争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政策规章要求转化成为商务印书馆在民国初期教科书编辑理念及实施参照。1912年,参与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工作的近代教育家蒋维乔在《教育杂志》刊文,高度重视教育对于立国的重大意义,认为教科书又是影响办学成效、教育质量的重要部分。

  在清末向民初教育改制之时,他与同仁适应“时势之需要”,又利用十余年来“编辑上之经验及教授上之心得”,编写《共和国新教科书》,并非仅满足于名目翻新,表面应付,而是立足于“实际上之革新”“以求适合于政体”。文中还提到了编辑新教科书的要点:总体上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以其“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编写各科邻近教材应谋求相联络,“以期获教授上之统一”;并要求各科均按照学生程度编辑,以求“循序渐进,无躐等”;教科书形式则要求图文并茂,“引起学生兴趣而启发其审美之观念”。

  并同时对女子教科书也做了设想,“以便男女同校之用”[3]。1912年秋,由高梦旦、庄俞等编辑《共和国新教科书》及其相关的学科“教授法”问世,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套适合民主共和政体的教科书。教科书种类分为初小、高小、中学、女子师范及半日制学校用书五类共计50余种。其中,适用于初等小学11种,适用于高等小学6种,初等、高等小学教员用书16种;适用于中学23种,中学教员用书9种[4]。

  其种类、层次均据民初学制中小学课程计划的规定,主要包括如下科目教科书(以下省略“共和国教科书”字词,以免冗杂):寿孝天编《新算术》(笔算)(高等小学校用)、傅运森编《新历史》(高等小学校用)、庄俞编《新地理》(高等小学校用)、樊炳清等编《新理科》(高等小学校用)、骆师曾编《新珠算》、胡君复编《新唱歌》、汪络年编《新图画》(毛笔)、李维纯编《新图画》(铅笔)、沈维桢编《新缝纫》、赵傅壁编《新手工》、傅运森编《西洋史》(中学校用)、邝富灼编《中学英文法》、黄元吉编《器画解说》(中学校用)、骆师曾编《代数学》(中学校用)、王季烈编《化学》(中学校用)、谢观编《外国地理》和《本国地理》(中学校用)、黄元吉编《平面三角大要》(中学校用)、杜亚泉编《矿物学》(中学校用)、陶宝霖编《法制概要》(中学校用)、许国英编《国文读本评注》(中学校使用)、樊炳清编《修身要义》(中学校用)。庄俞等编、高凤谦等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共8册)出版后的受欢迎程度超过其他教科书,是近代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之一。

  与商务印书馆1904年版《最新国文教科书》对比发现,前者第一册第一课是“天、地、日、月”,而后者第一册第一课是“人、手、足、刀、尺”。课文内容的不同反映出进入民国政体形势下社会崇尚以人为本、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思想观念不断传播,并受到认同;人们更关注教育与生产、经济之间的联系,科学技术对生活的影响。其间所透露的清新之风,是对共和国新国民思想的深刻洗礼。

  《共和国教科书》选材大多源于儿童的生活经验,关注他们身边发生的事物或生活必需之资源及用具;从儿童的主体出发,依照其身心发展阶段特点,加强生活知识技能的传授及训练。例如,第二册以识字为主,用一些通俗易懂且生活气息浓厚的简单句子引导儿童认识与生活有关的字,并配以相应图片,便于学生理解,启发他们获得生活道理。

  第二册第一课: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先生讲授及设问,学生听讲并讨论,先读字音,后解字义;再组织讲读并使学生领会教材的知识内容[5]。教科书中选择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小故事对儿童进行有关爱国、责任、诚信、恭敬等方面的教导。例如,第四册第一课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我国之国名也。……我为中华之人,岂可不爱我国哉。”同时,也在道德品行上对儿童进行教育,例如,第四册第七课《路遇先生》:“余儿行路中,遇先生。鞠躬行礼,……先生有问,儿敬答之。先生去,然后行,人皆称为知礼。”

  其他如《爱弟》《亲恩》《诚实》《勿贪多》等属于教育儿童如何做人、怎样养成良好习惯的课文。另外,教科书也选择了大量体现民主与科学、自由与平等新思想的文章,包括国家政治、地理、物理等知识,打破了传统私塾教育只读《四书》《五经》的局限。例如,宣传共和思想的有《自由》《平等》《共和国》《选举权》等;宣传法律的篇目有《法律》《行政》《司法》等;介绍新事物的篇目有《汽机》《汽船》《电话》等。如《平等》课文:“共和国无君主、无贵族,人民不分阶级。……此之谓真平等。

  职业之种类不一,生人性质各殊。苟非通功易事,则社会无由成立。”[6]从教材内容来看,选编了大量蕴含着新观念、新科学、新事物的文章编入。编写者紧扣民国新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培养具有自由平等精神的新国民,同时辅之以军民国教育及实利主义教育,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实现富国强兵、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的美好愿景。樊炳清编的《共和国教科书新理科》结合儿童的认知特点,采用混合编写的方法,将各科知识有机地融入儿童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之中。

  第一册以“田野”开篇,介绍儿童身边熟悉的环境地形,接着讲水稻、小麦、棉花、大豆、玉米、蜻蜓、螳螂等课文,选取的事例通俗易懂,语言简洁浅显,使儿童开阔眼界,对身边的事物有基本的科学认识,了解生活中的自然知识,融入自然之中,在儿童熟悉的事物中简单系统地传播科学知识,同时在儿童中普及科学的自然观,培养儿童的科学兴趣和思维习惯。《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由包公毅、沈颐、高凤谦等编,初等小学8册,高等小学6册,共14册,相对应的配套用书教授法14册。《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课文语言文字流畅、自然活泼,逻辑层次合理恰当。

  编排体例从儿童认知特点出发,充分选用插图,力求图文并茂,引起儿童学习兴趣,图画占据核心比重,文字所占比重少。初等小学堂教科书将道德格言与知识内容穿插交织、有序设计,这是教科书中第一次出现“格言”的编辑方式。简短精湛的格言便于学生记忆,朗朗上口,易于学生掌握学习道德伦理的知识和原则,并有效经过内化巩固,在实践中贯彻,这是一种谋求知行统一、学用结合的编写理念。如第十三课《博爱》课文后格言是“德莫高于博爱人”,十三课的课文为:“鹿相呼以食,鱼相濡以沫,爱其类也。凡生物俱爱其类,故人亦爱其类。

  父、母、兄、弟、夫、妇,推及戚、族朋友,其相爱情,俱出于自然。至于众人,较疏远矣。然既为人类,则休戚利害,不容漠视也。我既保暖,当念及人之饥寒。我既安乐,当念及人及困厄。既念之,必有以救助之。时存此心,时行此事,是之谓博爱。”初等小学第五册第三课《惜时》课后有“时者金也”,第七册第四课《立志》课后有“有志者事竟成”、第八册第十课《教育》课后有“国家基础,在少年教育”等[7]。由此可见,格言是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或思想观点的浓缩与提炼,而课文教材则是材料,观点与材料相统一,观点点明主题,材料为观点提供强有力的论证。

  道德格言的采用更有利于达到对儿童德育培养的教学效果,这也是当代学科教学的教育性原理的生动案例,其中所蕴含的发挥人物形象、生动故事的垂范引领作用,促进学生德智交织、知情并重,并由道德认识走向道德实践的深刻思想,也是现代德育所提倡的方法。可以说,该套教科书编写经验为现阶段学科教学理论及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共和国教科书》的教学指导书——《教授法》,与前者互成配对、协调呼应构成体系,发挥出有效教学的功能。教育部对此的审定批词是:“条例清晰,教者按顺序发明,自合教授,次序亦颇适用”(一册批)。

  “是书续第一册编纂,体例一仍前册,其中所载教科书本文,所改之字,均较前为精。教授注意要项及应用各项,所列均能扼要,应详应略斟酌适宜,便小学校教授之用”(二至八册批)[8]。清末前的同类用书多称为“教授书”,而此时教育界偏于方法实验,教师引导下学生自主学习、思考的风气已经形成,故多用“教授法”一词。这种名词变化也推及到了教学用书的编写之中。如秦同培编《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教授法》(初等小学校)、刘大坤编《共和国教科书新农业教授法》(高等小学校)、寿孝天编《共和国教科书新算术教授法》(笔算)等均是如此,可视为教学理念变化的鲜明例证。

  《共和国新教科书》的发行量很高,10年之间共销售七八千万册之多,深受教育界的欢迎,被称为当时文体教材之“巨擘”。取得如此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该套教科书在编辑形式和内容上较之从前都有很大的改进。体例及形式上力求循序渐进、浅显活泼,创新课文编排方式,考虑儿童心理与教材之间的相互联络;内容及思想方面则以民初的教育宗旨为指导,摒弃清末学校教科书中忠君、尊孔的封建观念,加进近代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和科学的相关资源素材。同时,教科书编写者运用此期欧美已经蓬勃兴起的现代教学新理念,如从学生的主体地位出发,注重学生的感性认识、生活经验,激发学生的兴趣与内在需求等,这种顺应世界教育潮流的举措充分体现社会变迁对人才质量和教学改革的强烈诉求。

  二、《新法教科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改文言文为语体文,言文统一,文以记实,平易实用。这场运动影响到教育领域产生的直接成果是教科书体裁文字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改中小学的“国文”科为“国语”科,并废除小学堂“读经”科,规定中小学校教科书统一采用白话文编辑。由此,学校教科书进入了现代里程碑式新阶段——白话文教科书时代。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商务印书馆出版《新法教科书》,采用白话文编写。其中包括初级小学6种,高级小学14种,教师用书25种[9]。《新法教科书》全部采用新式标点符号,除配套的教授书之外,还编有自习参考书供师生使用,目的在于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拓展与自主性学习,是极有教学方法论韵味的。代表性的教科书(以下教科书名省略“新法”一词)是:刘宪等编、范祥善等校《修身教科书》(国民学校学生用),骆师曾编、寿校天校《算术教科书》(国民学校学生用),樊平章等编、杨嘉椿等校《算术教科书》(高等小学学生用),季锡祖等编、庄俞等校《国语教科书》(高等小学学生用),庄适等编《国语教科书》(国民学校学生用),吴研因编、庄俞等校《历史教科书》(高等小学生用),凌昌焕编《理科教授书》(高等小学教员用)等。

  季锡祖等编、庄俞等校《新法国语教科书》(高等小学学生用)共6册,其创新之处不仅在于知识内容的编写,尤其在于体例的设计。在每课课文后增加了思考题一项,所设置的题目紧紧围绕课文内容展开,每课问题数一般是三四个,问题形式多样、新颖活泼、丰富多彩,如绘画题、鉴赏题、讨论题等。在《自泰安游曲阜记》(第六册第四课),课后思考题有:试将课内所述各地名,绘简图以明之;《三十年前好用工》(第六册第二十五课),有思考题为“试任择诗一首,编为故事”。课文问题设置一定程度上谋求挖掘学生的潜能,调动学生的知识储备,尽量利用以往所学的内容,为新单元知识或观念的掌握提供帮助。同时注重文化知识的应用性拓展。

  如《家用》(第一册第十课)说明家庭收入支出的理财方法,课后有这样一道题:“有每年收入五百元之家,试为立一预算表”[6]103,该题不仅检验学生学习本课的效果而且还将数学知识融入其中,说明教科书的编纂注重学科之间的联系与渗透,课程内容综合化,遵循一定的综合课程思想教育,以发挥分科课程结合沟通的优化效能。

  《新法国语教科书》的编写者把目光投向世界,编入了世界其他国家革命的文章。例如,国民学校用的该套教科书第八册第三十五课《欧洲大战》,就欧洲国家的革命战争做出了详细的介绍,旨在让学生了解中国历史与世界形势的关系,使学生认识到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而接踵而至的社会革命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并且涉及了对于新型世界观念的介绍,第三十八课《国民外交》“:世界开通,外国人和本国人交接的地方,一天多似一天,本国人和外国人,要做国际的国民,因为本国人和外国人,平日间能够互相联络,彼此就有了感情;等到有国际交涉的时候,人家就肯来帮助,交涉也不容易失败,所以外国交涉的能力,可以稳固本国的地位;可以维持世界的和平”[10]。

  这种和平共处的外交观念强调了人类的相互依存、共同发展,体现了国民教育应该关注国际发展趋势、维护世界和平的现代趋势。由此可以看出,商务印书馆编写出版的教科书内容广博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旨在培养国民的现代观念和国际意识。《新法教科书》编有配套的《教授书》,旨在为教师的教学实践及学生的学习活动提供理论方法。

  这套教授书从学生的主体地位出发,主张教师进行启发性教学,与学生共同协作完成教学工作,其中又蕴含着某些探究及讨论的新教育理念。如《新法理科教授书》每讲一课,都从目的开始,依次按准备、指示、谈话、演述、在此基础上提出质疑的方法选用,在依据结论或答案来进行探究、循序渐进教学的同时,点燃学生的求知欲望,为学生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如第一册第一课《衣食》,“目的”是:“述衣食的功用和种类”;“准备”:“棉纱、布、蚕丝、绸、米、麦、菜、豆、鱼、肉”;“指示、谈话、演述”则主要是建议教师从哪方面入手讲课。

  “探究”内容是:“布为什么有粗细?绸为什么有厚薄?米怎样可以煮饭?麦怎样可以做面?菜豆为什么叫素菜?鱼肉为什么叫做荤菜?”留下大量问题,供教师教学启发学生所用,当然也包括了基础答案。最后的“质疑”更有新意,如“衣服可以保护身体有什么证据?”[11]其他相对应学科的《教授书》也表现出分科教学个性化特点,但仍有共同性的表征,主要包括:教学活动中选用或要求的教学组织方式形式多样,生动有趣;学科知识内容指导强调逻辑性与系统性;教学练习、作业及实习的设计拓展资源,使师生产生独特的教学体验。

  三、《新学制教科书》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现代教育改革浪潮狂飙

  突击的里程碑式事件当属1922年“新学制”(《壬戌学制》)的制定及颁行,这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由日本模式转向美国模式的分水岭。该学制从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出发,贴合教育自身的规律性,注重儿童身心发展与年龄阶段特点,体现了从儿童主体地位出发、与儿童实际生活联系、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教学基本原理,其思想内容更是蕴含着民主与科学、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念。

  与此同时,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组织了专业化的教育研究与实验团队组织,编制中小学课程计划,于1923年颁布《中小学课程纲要》,成为配合“新学制”实施的重要教学文件,其制度及设施与以往有极大不同。这是19世纪下半叶以德国为代表西欧工业化国家的近代教育到20世纪初以美国为代表西方产业资本经济走向的现代教育历史转换及更替的真实写照。部分规定内容举例如下:国语“言文一致”,使学生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修身改为公民、卫生;公民,强调道德教育中的自我修养;体操改为体育,增加生理卫生的内容;初等小学(国民学校)增设社会、自然课程;社会课程包括卫生、公民、历史、地理学科知识,自然课程包括自然和园艺内容;取消男女在课程设置及要求上的差别[2]171。

  新课程编制的实施与学制的颁布,促进了教科书内容的革新,影响了中小学教科书的设计及编写。在这种形势下,商务印书馆又开始了对教科书编纂的调整与新探索。1922—1924年,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新学制教科书》,包括初小、高小、初中、高中不同科目、阶段及体现综合课程理念的教学用书。其中,初级小学用9种,高级小学用10种,初级中学用8种,高级中学用20余种。商务印书馆资深编辑、近代教育家庄俞评价称:《新学制教科书》“宗旨方法,无不从新,科目种类,无不全备”,是商务印书馆“第二套最完善最进步之本”[9]65。

  《新学制教科书》主要有(为使行文简洁,教科书中“新学制”一词略去):丁晓先等编、朱经农等校《社会教科书》(小学校初级用);李泽彰编、王由庐校订《公民教科书》(小学校高级用);庄适等编、朱经农等校《国语教科书》(小学校初级用);计志中编,朱经农、王云五校《作文教科书》(小学校初级用);骆师曾编、王五云等校《算术教科书》(小学校初级用);范祥善编、任鸿等校《常识教科书》(小学校初级用);陈铎编、王云五等校《地理教科书》(小学校高级用);李泽彰等编《商业教科书》(小学校高级用);顾颉刚等编、胡适等校《国语教科书》(小学校高级用);陈衡哲编《西洋史》(高级中学用);萧友梅编《乐理教科书》(初级中学用)等。

  其中,有影响的是《国语教科书》(小学校初级用)。该套教科书的特色在于选入了很多戏剧,包括歌剧、短剧等,如《仙人之歌》(第七册第四十三课),有详细的布景和剧情介绍,这样的编写体例激发了儿童的学习兴趣,让儿童轻松地了解这一高雅的艺术形式,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儿童的美感。国语中融入美感教育,体现了国语与艺术课程之间的融合趋势逐渐加强。为了培养儿童语言表达能力,专门编入较多数量的语言类篇目,如游戏动作、演讲语等,特色鲜明。如《好宝宝》第一册第四十二课:“六个好宝宝,三个打头飞,三个跟着叫,前面不多,后面不少,扑扑扑扑学飞鸟,七个好朋友,一个打头跑,六个跟着走,少的在前,多的在后,汪汪汪汪学小狗。”

  同时,也十分注意与儿童实际状况相适应,八册内容大多数与儿童日常生活有关,能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其中,还有教给日常生活知识的小故事,如《刷牙齿》(第二册第二十课):“我左手拿着水杯,我右手拿着牙刷。我弯着身体,我把牙刷放在嘴里。我动手刷牙齿,我把牙刷拿出来。我喝一口水,我把水漱口。我把头低下去,我把水吐出来。”编写者在照顾儿童的接受水平,努力提高儿童语言表达能力的同时,注重教科书之间的衔接。《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二册,计50课,每两课之间课文记述的对象或事件常常在同一主题基础之上有所提高。如有关蚂蚁的课文:第十一课《蚂蚁搬家》,第十二课《蚂蚁漂在水里》。

  有关狐狸的课文:第四课《狐狸想吃肉》,第五课《狐狸怕狗》,第六课《狐狸吃石子》,第二十八课《狐狸跌在水里》。编者十分注意内容的交替和连贯性。课文内容不仅能激发儿童的好奇心与学习兴趣,而且更能体现学习心理特点,方便儿童学习[6]138-139。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以出版学校教科书起家的,也是中国近代出版教科书最多的一家民营出版机构,在出版界长期执牛耳地位。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适应新时代教育改革需要,及时调整出版策略,出版了一系列适合民主共和政体的教科书,在教科书市场中,与中华书局平分秋色。为顺应时代潮流,商务印书馆编写出版了种类齐全、质量精良的中小学教科书。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学校系统令》等系列教育条文规程,商务印书馆组织编辑了《订正·女子教科书》《共和国新教科书》《实用主义教科书》《商业学校用书》,初步满足了各种学校教育教学的需要。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及体例体现民初特色,强调“五育并举,和谐发展”的教育宗旨,以提高国民素质为主;运用学科教学中科学性与教育性统一的基本原理,发挥人物形象与榜样的力量,引领教育意义,促使学生德智交织并重,彼此互动,从而获得合力发展。

  五四运动后,白话文成为教科书编辑采用的话语文本,商务印书馆出版《新法教科书》,该套教科书注重学科之间的联系与融合,颇有现代综合课程教学的风格;并编入国际外交类文章,关注国际形势;选用多种教学组织形式,教学练习、作业及实业的设计,丰富活泼,给师生带来了独特的教学体验。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在1922年颁布《壬戌学制》,这一阶段商务印书馆编辑《新学制教科书》,从儿童的主体地位出发,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阶段及特点;教科书内容强调教育与学生实际生活及个体经验的联系,蕴含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观念,运用巩固性的教学原则,达到教学巩固中深化学生理解及提高认知加工能力的效果,体现出教科书编写的科学性。

  教科书的发展代表着一个国家教育的发展与思想文化的进步,对国家文明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秉承着精益求精、与时俱进的出版理念,出版的教科书质量优良、内容丰富,富含专业性与科学性。在编写过程中,注重学生的心理发展和认知规律,考虑到学生的实际需求与社会生活生产的需要,创新教学组织形式与教学方法,为民国教科书史增添了厚重而鲜活的资源。

  商务印书馆所取得的业绩对其他出版机构教科书活动发挥引领和表率的功能,值得深刻铭记与认真思考。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教科书出版界的一面旗帜,推进了中国教科书的近代化进程,其中所积累的许多经验与做法至今对我们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通过对商务印书馆民初教科书编辑活动的探讨,相信将有裨于我国现阶段中小学教学改革与教科书事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J].教育杂志,1912(11):25-27.

  [2]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60.

  [3]蒋维乔.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缘起[J].教育杂志,1912(1):14-15.

  [4]商务印书馆志略[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30.

  [5]庄俞,沈颐.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二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2.

  [6]闫苹,张雯.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评价[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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