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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招生遇冷加剧,全国人大明确建立有序退出与转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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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全国人大网发布《关于财政高等教育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调研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民办高校分类管理和有序退出机制,促进民办高校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报告同时指出,当前对民办高校尚缺乏针对性的支持引导政策,民办高校招生遇冷现象加剧,部分院校已面临生源短缺风险。

民办高校招生遇冷加剧,全国人大明确建立有序退出与转型机制

  生源危机,侵袭民办大学

  这一发展困境在2025年高考招录中集中显现,全国多省份民办高校出现大面积招生缺额。人口大省广东23所民办高校中,14所未完成招生计划,占比达61%,总缺额超2.5万人。北京普通批征集志愿涉及的46所高校中,29所为民办高校,占比63%,民办高校招生计划占总征集计划的97%,部分院校缺额比例高达81%。

  湖南省第一投档环节生源不足的91所高校中,近六成为民办高校。更严峻的是,部分院校历经三次征集志愿仍有数千人缺口,广西、黑龙江等地甚至启动第四次征集志愿,广西明确“不受文化录取最低控制线限制”,即便如此,仍有民办高校难以完成招生计划。

  招生困境的背后,是民办高校持续上涨的学费与家庭经济承受能力、教育投入回报预期之间的深层矛盾。数据显示,近五年超82%的民办院校最低学费出现上涨,其中8%的院校涨幅超1万元,民办院校最低学费平均值从2020年的1.9万元/学年升至2025年的2.4万元/学年。

  与之相对的是,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4.1万元。经测算,一个三口之家供子女就读民办院校,年度教育总支出约4.7万元,占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的29%,占农村家庭总收入的68%,高昂的教育成本已超出许多普通家庭的承受范围。

  更值得关注的是,高投入并未带来对等回报。数据显示,2024届民办院校毕业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为5486元,始终低于地方公办院校平均水平,二者收入差距从2020届的526元扩大至600元以上;毕业五年后,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毕业生收入差值进一步扩大至665元。

  经简化测算,民办教育的投入回收周期约35个月,几乎是地方公办教育18个月回收周期的两倍。在高等教育“文凭信号”持续弱化的背景下,“高收费 + 弱就业竞争力”的民办高校,率先被考生和家庭从志愿选择中剔除。

  随着招生危机持续发酵,叠加少子化带来的长期生源下行压力,民办高校的退出将从个别现象逐步演变为常态。

  多所民办高校,停止办学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高等教育专委会统计显示,2020—2025年间,全国民办高校数量从434所减少至417所,独立学院数量从257所下降至149所。其中,中国医科大学临床医药学院、辽宁石油化工大学顺华能源学院2所独立学院正式回归举办者高校并撤销建制,完成终止办学全流程。

  在此之前,已有多所独立学院完成终止办学程序:南京大学金陵学院2020年停止招生,2023年正式终止办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2021年停止招生,2024年终止办学,原校址整体转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同济大学浙江学院2021年停止招生,2024年完成终止办学。

  此外,还有部分普通民办高校因办学不达标、连续年检不合格被要求终止办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学院自2012年起在陕西省民办高校年检中多次未达标或未参检,最终停止办学。安徽长江职业学院因连续两年年检不合格,于2020年被教育部正式撤销建制、终止办学,校舍与资产整体转让予安徽建筑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终止办学并非民办高校应对行业危机的唯一选择,在关停潮之外,不少陷入经营与办学困境的民办高校也通过合规市场化路径探索出转型重生的可行方向。

  民办高校,“焕发新生”

  对于陷入经营危机的民办高校,破产重整是其“焕发新生”的重要途径。例如重庆健康职业学院曾因原举办者股东纠纷、资金链断裂导致在建工程全面停工,2020年12月重庆破产法庭受理其破产重整申请,目前学校已恢复正常办学。福建泉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也因前任举办者经营不善,于2017年进入破产重整程序,重整后实控人转为当地国企,目前学生规模稳定在3000人左右,完成办学主体平稳过渡。

  此外,2020—2025年间全国共有30所民办高校转设/转制为公办,其中29所独立学院或直接转设为公办院校,或与公办高职院校整合,转为公办职业院校、普通院校。还有民办高校通过与其他院校资源整合,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例如2021年教育部曾公示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与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合并转设为公办石家庄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构建民办高校退出机制

  无论是终止退出还是转型重生,都离不开一套全流程、体系化的制度规则作为底层保障。相关研究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私立高校退场制度经验,为大陆民办高校退出机制完善提供了参考。文章指出,台湾地区构建了民办高校退出“事前预警 — 事中干预 — 事后保障”的全流程闭环制度,改变“出事才处置”的被动模式,是实现平稳有序退场的关键。

  事前预警:明确红线,前置干预。政策明确划定4类启动专案辅导的预警红线:全校学生不足3000人且新生注册率低于60%;办学评鉴成绩不达标;累计欠付教职工薪资超半年;存在违法办学事实。触线院校会立即收到预警,同时获得政府专项辅导,预留整改缓冲期,尽可能避免直接走向退场。

  事中干预:多元路径,降低风险。对整改效果不佳、必须退场的院校,明确合并、改制转型、停办、解散四种退场路径,院校可根据自身实际选择。政府对合并、转型的院校给予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降低退场成本,引导通过市场化整合实现平稳过渡,而非直接关停。

  事后保障:权益优先,闭环收尾。核心聚焦师生权益与剩余财产处置两大关键。学生层面,以尊重学生和家长意愿为前提,保障受教育权,转学、课程衔接、学籍管理均有明确责任划分;教师层面,明确退休、资遣、社保权益保障规则,搭建教师再就业平台,优先处理教职工权益。财产处置层面,因台湾地区私立高校均为非营利财团法人,剩余财产不得归个人或营利团体所有,需按章程处置或捐赠教育、公益事业,无明确方案由政府统筹,确保公益属性不偏离。

  对于民办高校而言,真正的出路不是降低学费,也不是指望政策兜底,而是回归教育本质。要么走应用型、技能型路线,深度对接产业需求,实现毕业即就业、上岗即高薪;要么走特色化、精品化路线,在细分领域做到极致。若继续抱着“赚快钱”思维,依靠征集志愿、降分录取维持生源,最终只会被市场彻底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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