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4-08-04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 要：我国传统的抗日电影中，日本鬼子总是以凶残成性、愚蠢贪婪的套话形象出现在电影，例如早期抗日电影《地道战》、《地雷战》。这种妖魔化脸谱化的日本兵形象深入人心，但免不了过分夸张或歪曲日本士兵形象。 《世界电影》 秉承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的办刊
摘 要：我国传统的抗日电影中，日本“鬼子”总是以凶残成性、愚蠢贪婪的“套话”形象出现在电影，例如早期抗日电影《地道战》、《地雷战》。这种“妖魔化”“脸谱化”的日本兵形象深入人心，但免不了过分夸张或歪曲日本士兵形象。
《世界电影》秉承“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的办刊宗教，秉承一贯的精品路线，选题选材精粹，与时俱进，贴近读者，具有时代感。《世界电影》译文质量优秀，系统而大气地翻译介绍当今世界电影理论界的各种思潮、流派、观点和代表人物，及时准确地反映出国外电影理论与创作的大势与动向，广泛探讨各种美学理论，集国内外名家和电影爱好者文章之精粹。在及时反映世界电影学术状况和动态的同时，《世界电影》还重点加强了电影文学的独家优势，增加优秀原作电影文学剧本新作的刊载量。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他者形象,社会集体想象物,“鬼子”套话 英雄主义,世界电影
一、 他者形象
“他者”和“自我”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一方面，通过选择和确立他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确定和认识自我，另一方面，其中隐含的自我中心主义有着严重的缺陷或弊端。狄泽林克曾说：“每一种他者形象形成的同时伴随着自我形象的形成。” 任何的艺术创造都难以摆脱本国文化主义中心的立场。作为“他者”的日本士兵形象塑造的偏好可以体现本民族对于某种价值观念或情感的崇尚。
二、 角色分析
导演陆川的镜头下，角川正雄(以下简称“角川”)的形象近乎“完美”：因为误杀了藏在教堂的柜子里的中国人深感愧疚;洁身自好，对慰安妇百合子的感情真挚纯净;枪杀姜淑云，是为了使她免遭凌辱;影片结尾，放走两个中国士兵，以自杀完成灵魂的救赎……
然而，《南京》突破了传统的日本士兵形象，塑造了一个人性未泯的日本士兵，与传统的抗日电影反差巨大。但实际上，日本士兵的骨子里“流淌着中国人的血”，这是导演在较少的历史可考资料加入大量想象和内心体验塑造而成的“陆川化”日本士兵。这样的形象塑造侮辱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本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自杀的士兵数不胜数，但基本都是因为失败而自杀，很少人会因为良心谴责而自杀，角川的做法太不“武士道”了。
角川在本质上和历史上是虚假的，并不能表明几百万的侵华日军中不存在这样的个例，而是说这样的个例不能作为日军的缩影出现在历史题材的电影中。这只会让人们在观看电影后对真相感到疑惑或者产生误读，而不是更接近历史本质
三、 中国与日本
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当我们研究具体作品时，需要多掌握作家创作的那个年代整个社会对异国的看法，也就是勾勒出“社会集体想象物”。中日两国一直处于微妙的关系之中，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国人对日本侵华的指责声仍不绝于耳。
钱钟书曾经讨论过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认为可以分为三类：文学复制、或逃避、或批评生活。”3我认为，《南京》属于第二类。导演陆川为了逃避中国社会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一恶性事件看法，在主体情节中减少了很多对日军恶行的描写。虽然影片中也有处决战俘的情景，但这种屠杀更像是中国军人顽强抵抗的必然结果;至于惨烈至极的杀人比赛“百人斩”更是只字不提;没有全景式的重现大屠杀的始末，而是将南京大屠杀中的被害者数字化。
我们可以从导演的角度进行电影外部研究分析。
首先，陆川曾有在军校学习四年的经历，对于战争有很多独立的看法，由憎恨变成了反战。再次，陆川认为“双方不管谁先发动战争，应该站在平等的角度来看，不平等就阻碍了理解人性”。最后，陆川急于突破传统抗日题材的樊笼，想通过电影向世界展示中国对这场战争态度的转变：我们不再从受害者的角度批评控诉侵略者，而是能从历史的伤痛中康复，体验人性与战争之间的冲突。
这样的作品对于集体想象的反作用表现得最强烈。电影本身不仅折射出导演创作时的情感、想象和心理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折射出当下中国文化处于国际弱势时，中国电影做出的选择。所以，下面将阐述影响《南京》构建人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以及它折射出的思想倾向。
四、 中国与美国
“第三世界总是被描写成传统的、农业的、附属的，与此相对应的是现代的、工业化的和处于支配地位的西方。而这种描写背后隐藏的是文明与野蛮、成熟和幼稚的尖锐对立。”由此观之，我们可以从“自我”和“他者”之间发现隐藏着的等级关系。
英雄主义，是指人所具有的不愿平庸无闻地生活和工作，喜爱做出惊世之举的一种精神风貌和意志品质。英雄主义是很多西方社会的精神文化特征。美国主流文化当中最具有感染力的题材，莫过于把一个卑微的小人物，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最终变成一个伟大的平民英雄，这是很多经典电影的共同路数。例如《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等。
虽然《南京》中没有塑造出一个真正的他者——“美国士兵”，但电影在塑造主要人物时不可置否地加入了美国英雄主义元素，并对这一价值观进行大量描写和肯定。除了最着重笔墨描写的角川正雄——一个“会讲英语”、“在教会学校教过书”、受过西方文明熏陶的日本兵，还有很多类似的桥段：陆剑雄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日本大规模屠杀的子弹，保护了小豆子;妓女小江为了保护难民营主动站出来当慰安妇;姜淑云不顾自身危险救同胞。
在国内，人们对《南京》褒贬不一，但其在国外市场却饱受好评，一举夺得包括第57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贝壳奖在内的十几项大奖。不仅《南京》因“英雄主义”受益，还有一些华语电影也是如此。例如《十月围城》、《金陵十三钗》中都塑造了大量的平民英雄形象。
当下，西方掌握着文化霸权。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化和市场化也成为了当下紧迫的课题。中国导演为了获得西方主流媒体认同，提高中国电影的国际地位，必须使影片表达的价值观得到全球电影观众的认同。另一方面，美国在国家实力对比中的霸权地位不利于国家形象的塑造，所以美国社会宣扬人道主义和和平主义反战观念，《南京》的人物塑造聪明讨巧地选择了这种现代美国人最愿意接受的对战争的解释。
然而，当我们以别人的价值标准来处理自己的民族情感时，只能说明我们强烈的渴望别人的认可，导致民族盲目宽容，践踏了历史的真相。一个日本士兵的自责和人性的体现是不能与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分庭抗礼的，也不可能替代整个侵华日军对中华民族的伤害。
五、 结语
总而言之，中国人对战争的伤痛记忆挥之不去，传统的抗日电影对日本的异域形象的妖魔化是对他者形象的误读。但是《南京》对异国形象“西方式的美化”也是脱离历史事实的。无论如何，抛弃偏见，贴近历史真相，正视他者形象应该是传媒话语在未来应该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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