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4-14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作为一种以信息文化交流为核心的公共外交手段，国家对外翻译在传播价值观念、增强软实力与建构国家形象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我国对外翻译工作从建国之初便被纳入国家战略层面长期规划，并随着世情与时局变化持续发展。本文选用公共外交视角，以新中国
[摘要]作为一种以信息文化交流为核心的公共外交手段，国家对外翻译在传播价值观念、增强软实力与建构国家形象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我国对外翻译工作从建国之初便被纳入国家战略层面长期规划，并随着世情与时局变化持续发展。本文选用公共外交视角，以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的国际形势及相应对外战略为背景，以影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大事件为分期节点，历时梳理中国对外翻译工作的政策规划与实践成果。考察发现，七十余年间，国家对外翻译的传统外交属性逐渐转向公共外交属性，参与主体由官方主导转向官方民间互动、中方海外合作，翻译导向由满足自身需求转向关注受众的需求与接受，传播渠道越发注重市场规律及多媒体资源挖掘，输出文本内容与题材不断丰富。
[关键词]对外翻译;翻译史;公共外交
1.引言
尽管学科视角不同，翻译都被认为在传播价值观念、改变固有偏见、促进人文交流、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国家形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际交往的跨语际建构中，一国的价值观、文化、制度等借由主动对外译出的方式被诠释并向域外公众普及，这一过程即国家对外翻译。纵观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对外翻译自建国之初便作为国家外交手段之一，服务于国家身份与利益，呼应国家战略规划。随后，我国对外翻译的政策路线、实施主体、目标受众、运作模式、输出产品等各方面历经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存在清晰的时间分野，既反映出国际关系的曲折演变，同时又与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发展互为表里。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及相应采用的外交战略为背景，以影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分期节点，从公共外交角度历时考察不同时期中国对外翻译工作的政策规划与实践成果，在此基础上思考今后如何进一步有效地对外翻译中国，影响域外公众。
2.国家对外翻译的公共外交属性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起源于国际关系研究，美国国务院编著的《国际关系词典》将公共外交定义为“由本国政府资助的、针对他国公众开展的信息文化项目，旨在影响他国公众舆论，使其有利于本国政治及外交议程，常用手段包括纸质出版物、广播电视、动画、科教文娱交流，等等”(U.S.DepartmentofState，1987:85)。冷战结束后，公共外交“逐渐成为各国争取外国民心的主要策略之一”(吴赟，2020:595)，各国在国际交往中愈发重视对外输出本国的思想与观念，提升目标国公众对本国的理解与兴趣，影响公众态度，从而在目标国营造利于本国对外战略意图的公众舆论氛围(Arndt，2005;Melissen，2013)。与传统政府间的外交活动相比，公共外交更具有公开性，其实施主体与所指对象还包括多种官方或民间的机构、组织以及个体。同时，公共外交强调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其实施主体以增进不同文化实体间的理解与交流为责任。随着信息文化交流在政府与公众交往中愈加频繁，公共外交服务于国家政治战略与外交议程的作用也不断凸显。公众层面上，公共外交通过人际文化互动，塑造国际民众对本国的看法和观念，提升他国民众对本国的心理认同;国家层面上，公共外交在对外呈现本国整体国民气质、民族特性和国家身份时，也无形中传播了文化背后的政治价值观和国际治理理念;国际层面上，公共外交有助于争取国际舆论话语权，提升国家软实力(Nye，2004:5)，增强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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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公共外交主要有两种方式:媒介传播(印刷媒体、广播电视电影媒体、网络媒体等)与对外文化交流(人员往来、教育交流、文体交流、文化产品贸易等)(彭新良，2008:237，259)，不论哪一种方式，都涉及跨语言、跨文化交际传播，因而翻译在公共外交中显得尤为重要。在多元文化共生的世界格局中，翻译所体现的语言角力其实是不同文化及民族身份的角力(Venuti，2000:485)。国家对外翻译通过意义再生来塑造身份，在与“他者”的对比关系中形成“自我”形象。国家通过有目的地选择翻译文本(如排斥与本土价值关怀及利益相悖的作品)，运用翻译策略(如用源语/目标语语言方式对文本进行改写)，强化本民族对自身的界定，同时作为与“他者”对照的经验，建构一种身份的“他我关系”。从长远来看，这种身份与身份关系的输出可以引导他国民众产生对文化差异的理解与包容，消除基于他国本土中心主义、种族歧视的蔑视与曲解。通过建立起公共外交的文化基础，对外翻译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加强国家间同盟或对抗的关系。(孙吉胜，2017:359)所以，国家对外翻译是实践公共外交的重要战略，一国的文化特性、价值取向、社会制度及战略规划需要借助对外译出这种具有意义再生功能的交际行为传播至国外。
有鉴于此，作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民族国家需要重视话语翻译对国家形象及权力政治的塑造，而从公共外交角度出发，梳理国家对外翻译工作的衍变历史，以史为鉴、借史观今，形成对未来翻译规划与实践的参考与指引就显得十分必要。
3.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翻译发展与衍变
本文以建国、改革开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党的十八大这些影响中国与世界外交关系，乃至整个国际交往格局的重大事件为节点，将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对外翻译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至文革结束、1978年至2000年、2001年至2012年、2013年至今。3.11949年至文革结束:起步与探索期建国之初，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外交外事领域最重大的关切是寻求国际社会的认可。为尽快实现这一目标，我国对外翻译活动由政府机构统一规划，以意识形态输出为主要内容，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阐明党与政府执政的基本观点与立场，塑造全新、合法的国家身份与形象，寻求国际社会政治和道义的认同，总体呈现高度的计划性和政治性。
五十年代，新中国在社会建设各方面师法以“计划”“统一”为核心的苏联模式，包括对外翻译工作。1950年，有关我国翻译工作规划与部署的刊物《翻译通报》创刊，设置“翻译工作计划”“翻译工作笔谈会”“翻译界动态”等栏目，公布当时国家重大翻译计划、统筹安排翻译各实践环节。1951年，“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召开，以国家名义提出加强翻译工作的计划性和制度性，集中整顿建国前“长期存在的抢译、乱译、滥译、重复译之乱象”(王友贵，2015:17)，对外译作品的选、译、编、校及出版严格把关。同年，中央级刊物《中国文学》创刊，成为对外译介中国文学、展现新中国文化面貌的重要平台。1952年，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专门编译出版外语语种书刊，对外进行文化宣传。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进一步把文学及其他领域的翻译纳入一体化的计划经济轨道，对文本的审查制度也更加统一、健全，建国前翻译选题杂乱重复的现象得以解决。1954年，中国作协在“第一次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将翻译工作者也纳入一体化的管理体制，组成一支由政府有序调控的职业队伍，从此译者不再像建国前一样主导或独立承接翻译任务，而是遵从政策纪律，接受任务分配，有序服务于新时期的国家建设。
六十年代，国家对外翻译一方面延续鲜明的计划性和管辖性，另一方面因中苏关系变化呈现一定的变化。1963年，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成立，承接除新闻之外所有国家对外文字宣传工作，对外翻译进一步成为党和国家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分割的部分。外文局下设的所有翻译机构和对外出版社等级结构谨严，管理流程清晰明确，遵循既定的语言方针与原则，同时拥有细致的审查体系。随着中苏矛盾日渐严重，1964年通过的《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工作条例》指出，“对外宣传，从本质上来说，视同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争夺广大中间地带、广大中间群众的斗争”(周东元，1999，359)。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国的出版行业整体陷入停滞，对外翻译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同时工作量大幅减少。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文学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反面教材，友好的人民民主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包括越南、老挝、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国成为对外翻译的主要对象。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国家对外翻译是从自身政治需求出发的自我生产，属于政府“施加型”翻译。(Dollerup，1997:46-47)鲜明的政治导向致使这一阶段翻译作品偏重源语文本的意向与意图，重点关注党政文献。中文底本的选择统一“为政治服务、写工农兵人物、乐观取向、赞歌格调等等”(倪秀华，2019:37)，所有选目都“要用马列主义的观点介绍……使它们为现代斗争服务”(陈毅，1956/周东元，1999:317)，且原本底稿多会经过外文出版社中文编辑的加工与删改(任东升，赵禾，2018)，使文本“尽可能地贴近新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确保这一时期翻译的文学作品能以符合官方期待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形象对外展示”(陈毅，1956/周东元，1999:317)，避免不适合对外宣传的内容流传。五十至七十年代后期，国家共计使用了44种语言对外翻译出版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思想著作3000余部，新中国政策法规类著作2700余部。文学作品包括190余部单行本及上万篇报刊文章(戴延年，陈日浓，1999:75;何明星，2012)，题材上多围绕“政治”“革命”“斗争”展开。
3.21978年至2000年:修复与调整期
文革结束后，随着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交。我国包括对外翻译在内的各项文艺事业重新恢复，对外翻译开始服务于新的外交目的，即修复文革期间中国在国际上被妖魔化的形象，重构各国民众与中国人民的友谊，为国家发展创造良性国际环境。随着以文化交流为主的公共外交在中外交往中不断增重，而政府对文艺工作的管制渐渐放松，对外翻译工作的丰富性有所提升，但其运作体系仍由官方主控。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积极扩大对外交流”的方针指导下，信息文化交流得到高度重视，国家对外翻译实践开始摆脱全面政治化的限制。1979年，中宣部明确要求外文局对外翻译内容“真实地(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丰富多彩地(经济、政治、文化、人民生活、科学技术、文艺的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生动活泼地介绍我国情况”(郭选，1999:643)。1980年，国务院文化部和新成立的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对外文局下达指示，减少从政治角度对文本选材的严控及对翻译规范的限制。1983年，外文局在《建国以来外文书刊出版发行事业的十条基本经验》中再次强调:“坚决贯彻‘真实地、丰富多彩地、生动活泼地、尽可能及时地宣传新中国’的指导方针。”(王颖冲，2014:80)在相对宽松的管制下，对外翻译迎来了快速发展。《中国文学》复刊，并开始着重刊登能够真实反映其时国民心声和国家文化状态的新作品。1981年，外文局在《中国文学》时任主编杨宪益的倡议下推出“熊猫丛书”，力图通过文学手段沟通中外，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该丛书行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域外读者关注，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掀起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热潮，多部作品在之后数次重印或再版。但需要指出，这些重要活动的创建与推行均由中宣部、文化部等直接参与，同上一时期一样，仍属于政府施加的活动，其“运作环境、运作主体及运作流程”依然呈现“井然可控的规范体系”。(吴赟，蒋梦莹，2018:18)
九十年代，官方施加的外译模式显现出局限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具有计划经济属性的中国文学文化外译出版工作遭受严重冲击，翻译产品盈利甚微，新世纪初《中国文学》被迫停刊，“熊猫文学”近乎停办。外译事业的受挫也刺激了国家对新运营模式的探索，市场导向的多元化运作体系初步成形。例如，外文局在国家不断增强的市场意识的引领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适应市场需求和规律，进而带动整个外译出版行业的市场化转型，如统计摸底已出版的各类图书销量的了解市场偏好;同时，国家机构开始考虑图书销售终端的需求，积极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发行方式，如在海外增设发行机构、参加各类大型国际书展、与海外出版社签订合作出版项目等。
这一时期国家对外翻译较之前显现出丰富与开放的态势，外译作品的种类与内容也不断拓展。此前大量译介的领导人著作及马列政论文献从之前的千余部缩减至不足50部(戴延年，陈日浓，1999:75)，但重要政治文献依然受到特别关注，如《毛泽东外交文选》《邓小平文选》等。另有一类图书专注介绍中国基本国情、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数量超过1200部(何明星，2012)，在海外十分畅销。文学作品近900部，主要由中国大陆官方机构出版，另有相当数量的作品由香港机构或中外机构合作出版。此前盛行的政治叙事和革命题材大幅消减，当代文学占据外译文学的主体，体现社会发展中对个体关照的作品及地域化民族叙事作品得到充分关注和大力推介。另外，我国首次系统对外译介中华典籍的丛书“大中华文库”也于该时期推出。
3.32001年至2012年:繁荣与发展期
新世纪，随着加入世贸组织，中国进一步融入向政治多极化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世界体系。在公共外交层面，随着国际交往更加关注以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软实力，中国开始推行文化“走出去”战略。对外翻译工作进一步调整，输出对象的需求得到重视，从选材到出版各实践环节都有民间及海外人员机构的参与。
2000年，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走出去”战略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意义，提出要“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张志军，2011)。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组织对外翻译优秀学术成果和文化精品”(许钧，2018:294)。在政策导向下，官方筹办了一系列外译项目，广泛吸引国内外优秀译者、文学代理人、全国各级出版社与境外出版社，其身份逐渐由原先的施加与操纵者变为翻译工程和翻译产品的资助与推广者。
同时，对外翻译工作的领导层和从业者开始注重根据目标国公众的需求来制定翻译策略方法，针对目标文化的“需求型”对外翻译模式(Dollerup，1997:46-47)得以推行。为尊重外国读者的阅读感受及审美习惯，中方机构邀请了海外资深汉学家，如葛浩文(HowardGoldblatt)、蓝诗玲(JuliaLovell)、徐穆实(BruceHumes)、韩斌(NickyHarmann)、罗鹏(CarlosRojas)等，担任译者、顾问或主编，参与翻译决策及具体实践。此外，越来越多的文学代理人，如王久安、谭光磊等，加入到对外翻译的人事队伍，他们熟稔国外受众的阅读兴趣及市场需求，能够协助实现本土作家、出版社与国外公众市场的信息联通与交流。
新世纪我国文化产品对外传播格局表现为以外文局为中心，向全国各级出版社辐射，并联合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如企鹅兰登书屋于2005年成立驻地中国的企鹅兰登(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即企鹅中国)，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支持下，购买了多部近年来国内畅销作品的海外版权，将同一部作品以不同版式在北美和欧洲同期发行;再比如“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发展成为当代中美之间最大的合作出版项目，2006年该系列部分丛书曾作为胡锦涛主席访美礼品赠出;还有作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的成果，北京师范大学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于2010年联合推出的《今日中国文学》杂志和系列英译丛书，由中方甄选易于域外读者接受的原文本，外方联系译者成书并在英语国家发行。
这种“借帆出海”的外译模式充分利用了国外人员与机构的本地化优势，为中国文化产品增加了销售渠道与销售额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的统计(2014)，这一时期我国对外输出图书版权数已达7568项。政治文本更加侧重描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而中国的自然风光、历史文明、社会生活、科教文体等万象姿态借中国图书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愈发完整、真实的中国图景。就文学作品而言，外译作品题材选取更为多元，通俗文学受到关注，科幻、罪案、探险、言情等类型文学译本相继在海外出现。除莫言等当代主流作家外，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青年作家也受到关注，“新锐”“先锋”成了当代中国文学外译的一大标签。值得一提的是，其他媒介也成为对外翻译的渠道。这一时期我国共计有115种电子出版物的版权输出海外。地方风光电视片、特色人文纪录片以及外宣网站等都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产品，比如2007年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授权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改编制作的《故宫》国际版《解密紫禁城》、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发起的“国剧海外传播工程”等。——论文作者：吴赟姜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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