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世界文学观

发布时间：2021-04-10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 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很快就在中国得到长足的发展，经过几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和中国化过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形式，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最近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的

　　摘 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很快就在中国得到长足的发展，经过几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和“中国化”过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形式，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最近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直接产物。其在文学艺术上的遗产已经由新一代领导人继承并发扬光大。在今天的世界文学语境中，重读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关于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的著述，结合阅读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两篇讲话的理论意义和对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指导作用。毛泽东的讲话着重强调了特定时代文学的阶级性和民族性，而在今天的新时代，习近平的讲话则更加强调文学的世界性以及中国文学可能对世界做出的贡献。他们的讲话分别体现了不同时代的精神和历史的必然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毛泽东思想;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世界文学观

　　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立即与中国本土的实践产生了交互作用，并生成一种新的东西，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主要包括毛泽东思想以及后来逐步演化和发展延续下来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因此，要想使得马克思主义这一“舶来品”在中国的语境下取得长足的发展，就必须使之经过这样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今天，我们欣慰地看到，经过几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共同努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当今时代已经不算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直接的产物。在今天的世界文学语境中，毛泽东写于 70 多年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或简称《讲话》)等一系列关于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的著述，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也有着极大的启迪和指导作用。毋庸置疑，作为一篇纲领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文献，《讲话》同时也一直被认为对新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它对全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有着卓越的贡献，它的许多精辟理论和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没有过时。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文学艺术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也应该不断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加以发展，以便能指导新时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在本文中，将从毛泽东的《讲话》开始，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进行新的阐释。并且，通过对比邓小平的一些关于文学艺术的讲话以及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研究，我们将展现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迹和延续脉络。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文艺理论的形成

　　任何来自国外的文学理论思潮一旦进入中国，都会经历某种“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是如此。① 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的文学和文化理论不仅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在全世界也备受关注，并已成为国际学界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尤其在英语世界更是影响巨大。在本文中，将通过聚焦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和思想来继续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观的研究。②

　　我们首先集中探讨毛泽东文艺理论的纲领性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为它在毛泽东所有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著述中有着最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因而被认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最重要文献。毫无疑问，《讲话》是中国文化土壤里长出的硕果，曾经启迪了许多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知识分子，因而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和全球化。本文在此想证实，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也像文化的全球化一样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普遍的革命原理引入一个特定的文化语境，这样便促使一种有着鲜明本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诞生;另一个方向则在于，将诸如毛泽东思想这样一种强有力的、产自特定地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全球，使之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如果我们注意到毛泽东思想的全球化经历，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它是一种典型的、“全球本土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其文艺理论部分更是如此。③ 毛泽东文艺理论是毛泽东受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启迪，将其与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作为一个东方社会主义大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定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也即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教条主义、机械地从西方或俄国“进口”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毛泽东以及另一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发展建构出来的产物。正如美籍华裔学者刘康所正确指出的：“毛泽东的遗产，尽管有着争议和矛盾，但一直有着持久的影响，因为他不仅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政治基础，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有着全球意义的理论，至少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如此，那个时代以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和社会波动而著称。毛的理论尤其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诸国得到响应，正是那些国家和地区共同形成了一个第三世界。”④

　　确实，在漫长的革命进程中，由毛泽东等人能动地“发展起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确实具有这样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代特征和本土特征。甚至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也是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号召人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尽管这一实践后来被证明是失败的。但在毛泽东本人看来，这仍然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一次尝试。好在毛泽东未竟的事业最终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完成了。

　　由此可见，如同其他从西方引进的哲学和文化思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翻译过来” 并在中国本土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在翻译的过程中，自然不可避免地带有译者和阐释者的能动理解与创造性建构意识，同时也加入了一些中国的元素，例如儒学及其他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元素就浸润在毛泽东及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不可否认，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共产党及其早期领导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将马克思主义完整地译介到中国。而在建党之前，马克思主义则是碎片式地被译介过来的，它最初的译本并非译自德文原著，而是从日文或俄文转译过来。在这方面，熊得山、朱执信、李大钊等人对将马克思的著作译介到中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李大钊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率先全面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介绍给中国读者。他的这些奠基性工作，无疑对当时正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某种启迪作用。

　　毛泽东成功地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因此，毛泽东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实践中发展了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在国内被称为毛泽东思想，在国外则被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知识分子称为“毛主义” (Maoism)。应该承认，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知识分子主要出于对毛泽东本人的崇拜和对他的学说的兴趣，而并非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真谛。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生前并不喜欢自己的学说被称为“毛泽东主义”，他认为用“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概念。但在国际上，人们却依然将他的思想和教义称为“毛主义”，并且在这面大旗下集合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追随者，尤其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和文学家也结合本国的实践建构出不同形式的“毛主义”。因而毫不奇怪，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通过国外追随者翻译的中介从中国走向世界，为全球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中国的独特贡献，并提供给他们中国的经验和教训。笔者认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双向旅行之结果。

　　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他热爱文学艺术，对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的各种地方戏曲情有独钟。他尤其擅长作古体诗词，并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作。正是出于对文学艺术的钟爱，他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并将其与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相结合。同样，毛泽东也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将其用于中国的文艺批评和研究。即使在中国共产党未掌握政权的年代，他依然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将其当作对中国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因而，他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生产和批评的指导原则的形成。在《讲话》中，他首先回答了这样一些对中国文学艺术界十分紧迫的问题：文艺究竟是为谁创作的?文艺的作用是什么?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文学艺术应当首先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具体说来，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并且是为工农兵而创作的。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坚持这一原则。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艺术应当“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① 因此，在他看来，与其审美和娱乐性相比，文学艺术的政治实用性或许更为重要。当然，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时也很有必要。在毛泽东文艺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对中文语境下的世界文学作品也做了自己的选择，② 这当然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文学教义的影响。③ 在大学里开设的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课上，通常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高尔基这五位世界文学经典作家是必须讲授的，尽管在有些大学对世界文学经典作家的选取名单还包括荷马史诗和但丁，甚至包括拜伦、雪莱和雨果等浪漫主义作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上述这些作家都有着批评性的评点，并给以较高的评价。

　　当然，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对文学艺术的政治标准和倾向性的强调被一些极“左”分子推向了极端，以致在“文革”中甚至之前形成了一种片面弘扬“三突出”的作品模式。这种模式曾一度在广大读者中十分流行，尤其在那些青年读者中更是颇受欢迎。这些作品中人物的一些格言已经深深地铭记在他们的脑海里，甚至成为他们的言论和行动的座右铭。可见文学作品的寓教于乐作用是多么重要。当然，毛泽东对于这一点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时刻不放松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在他看来，文学艺术正是这一意识形态的具体审美表现。——论文作者：王 宁

　　相关期刊推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创刊于1958年，是由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刊物。设有：经济、法学、政治、语言文字学、外国文学、汉语言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上海文化等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