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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曹操和曹丕用人制度的差异

发布时间:2019-07-27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

摘要:该文对比论述了三国时期曹操和曹丕用人制度的差异。曹操用严刑峻法抑制豪强,立国、治国做到德法术并用,随时致宜,推行任人唯贤的用人政策,使各领域化乱为治。曹丕对外采取战略防守政策,抚边优降、轻刑薄赋,大兴儒学,实施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开

  摘要:该文对比论述了三国时期曹操和曹丕用人制度的差异。曹操用严刑峻法抑制豪强,立国、治国做到德法术并用,随时致宜,推行任人唯贤的用人政策,使各领域化乱为治。曹丕对外采取战略防守政策,抚边优降、轻刑薄赋,大兴儒学,实施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开创了士族政治,巩固了统治。

  关键词:曹操;曹丕;用人制度;差异

南京大学学报

  汉末权贵弄权,祸国攘民,传统的“天命论”与“德主刑辅”观念发生动摇。“名法”思潮兴起,为曹魏集团新的政治思想和人才观念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曹魏集团的官方政治思想是德法术并用,随时致用,[1]曹操深明事理、谋略出众,用严刑峻法抑制豪强,任人唯贤,对人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2]

  李世民赞赏曹操:“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3]曹操凭借人才资源的优势奠定了魏国立国的基础。曹丕对外采取战略防守政策,抚边优降,轻刑薄赋,大兴儒学,实施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开创士族政治,使魏国走向了繁荣发展的道路。

  一、曹操:德法术并用的政治思想和任人唯贤的用人方针

  在政治黑暗的汉末,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4]全面推行法治政策,既用严刑峻法抑制豪强,又任人唯贤,做到了政治清明、百姓喜悦,天下慕德,毛泽东称赞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5]

  (一)官方政治思想:德法术并用,随时致宜

  曹操立国、治国、理政做到了德法术并用,随时致宜。早期,曹操与汉室利害一致,以此扩大“挟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优势。建安十三年,曹操废三公,恢复丞相制度,自任汉朝丞相,开设霸府,任人唯贤,壮大了实力。大权在握后,曹操野心膨胀,逐步清除拥汉派,要求人才惟命是从,这使他成为功过参半的历史人物。曹操早期用人亮点较多,选拔人才的渠道多样,察举、征辟等方式相互贯通,综合运用。他征辟了很多谋士:破袁氏,领冀州牧后,征辟崔琰为别驾从事;临兖州,征辟毛玠为治中从事;平荆州,征辟韩暨为丞相士曹属。

  只要有才能,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质、出身下层的人,曹操也注意提拔。王夫之称赞:“曹孟德推心以待智谋之士,而士之长于略者,相踵而兴。孟德智有所穷,则荀彧、郭嘉、荀攸、高柔之徒左右之,以算无遗策。”[6]曹操说:“夫刑,百姓之命也”[7]“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用严刑峻法抑制豪强,选用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

  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4]173,做到了吏治清明。经济方面,曹操兴修水利,颁布法令,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扶植自耕农经济。他采纳枣祗、韩浩建议,安抚流民,在各州郡兴办屯田,使“所在积粟,仓廪皆满”,“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4]225,逐步恢复了社会经济。

  用兵方面,曹操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北破袁绍定燕、冀,南虏刘琮占荆州,东擒吕布收济衮,西夷张鲁取汉中,对外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在一系列战斗中,曹操和谋士们尽显兵家风采,灵活运用各种战略战术,谲敌致胜,九州百郡,十并其八,最终统一了北方。朱敬则:“昔魏太祖兵锋无敌,神机独行,大战五十六,九州静七八。”[3]曹操依靠正确的政治思想和英明的用人政策,群策群力,拨乱反正,最终统一了北方。

  (二)三次颁布求贤令

  东汉时期,选举、征召等拔取政治人才的制度,一变而被扭曲为“道德比赛”的工具,成为士族猎取官位或沽名钓誉的凭借。曹操吸取了东汉的教训,认识到国家的兴衰败取决于用人制度的好坏。从公元210年到217年,曹操下了三次“求贤令”,采用任人唯贤的用人方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方式公开求贤于天下。曹操“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4]26选拔了一批有战功、有才干的将吏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控制地方政权。

  “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4]25改变了不良社会风气,可是当时有人抵制这一政策,议论“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公元203年,曹操颁布《论吏士行能令》,批驳上述论点,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用人思想。

  曹操鼓励谋士们推荐人才,汝颖士族荀彧曾将汝颖士人荀攸、郭嘉、戏志才谋士推荐给曹操,郭嘉也推举过参谋刘晔,这样促成了“汝颖多奇士”的局面。公元208年,赤壁战败后,三国鼎立局面基本形成,曹操实现统一天下的理想,阻力非常大。为稳定内部,公元210年,曹操颁布《求贤令》,希望谋士们举荐更多的埋没在下层的“贤人君子”,来共治天下。

  公元214年,曹操颁布《赦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对于德才无法兼备的“进取之士”,要求主管人事部门予以“弃瑕录用”。事实上,谋士们参差不齐的品德举止的风评并没有损耗曹魏集团的战斗力,陈寿说:“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才策谋略,世之奇士,虽清治德业,殊于荀攸,而筹画所料,是其伦也。”[4]

  214虽然在品德举止的风评上,程昱和郭嘉等人不如荀攸,但在军事谋划上,郭嘉是首屈一指的。郭嘉屡献奇谋,屡立军功,官渡之战前,他提出著名的“十胜十败”论,帮助曹操拟定了远期和近期的作战目标,打消其顾虑。

  郭嘉不守封建礼法在曹操看来只是白璧微瑕。曹操引郭嘉为知己和奇佐,称赞他“自在军旅,十有馀年,行同骑乘,坐共幄席,东禽吕布,西取眭固,斩袁谭之首,平朔土之众,逾越险塞,荡定乌丸,震威辽东,以枭袁尚”[4]200在征战生涯中,他们随时切磋,见机行事,共成大业。

  公元217年,曹操颁布《举贤勿拘品行令》,要求各人推举所知道的人,只要有文武才略,即使名声不好,缺少封建道德品质(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行),也可以被推举。虽然曹操选材不拘品行,但他看重大节的忠,他曾褒扬郭嘉尽忠为国,忠良贤德;称赞崔琰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

  赞扬乐进、于禁、张辽“质忠性一,守执节义。”开明的用人政策既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又展示了曹操聚才、知才、爱才的真心诚意。在戎马生涯中,曹操提拔了很多庶族和平民阶级里有能力的人才,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如刘祁所言:“士大夫各欲择主立功名,如荀攸、贾诩、程昱、郭嘉,争以智能自效。”[3]魏国凭借人才优势逐渐成为三国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二、曹丕确立九品中正制,开创士族政治

  曹丕对于魏国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壮大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后世对他的功过得失,抑扬褒贬不同。叶嘉莹赞扬说:“魏文帝在即位后,曾下了息兵诏,下了薄税诏,下了轻刑诏。他实在是一个很有理想的皇帝,希望能够把天下治理得更好。”[8]

  (一)政治思想:战略防守,抚边优降,轻刑薄赋,大兴儒学

  曹丕称帝后,三国鼎立的局势已稳固,他实行战略防守的政策,在军事、经济、文化上采取各种举措,进一步巩固魏国的统治,使魏国逐步走向繁荣发展的道路。在职官用人方面,曹丕改革官制,加强皇权,有鉴于历史和乃父作为丞相擅权的经验与教训,废丞相而复三公之制,复三公官,改相国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改奉常为太常,郎中令为光禄勋,大理为廷尉,大农为大司农,皆为荣职,不与朝政。

  同时,设立中书省,开创了政归中书的新体制,原由尚书郎担任的诏令文书起草之责转由中书省官员担任,机要之权渐移于中书省。曹丕轻刑罚,除禁令,禁止私仇,整肃朝纲:严禁宦人干政、宦人为官,最高只能充任“诸署令”,从制度上铲除宦官干政的根源。定令妇人不得预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

  郝处俊称赞: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9]曹丕先后颁布《日食勿劾太尉诏》、《禁诽谤诏》和《百官不得干预郡县诏》,革除无辜归咎股肱大臣的弊端,改变相互诬告与朝臣颐指的世风。

  文治方面,曹丕认识到儒家思想对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在各地大兴儒学,尊孔复礼。黄初五年,封孔子后人孔羡为宗圣侯,享食邑百户,重修孔庙,立太学,置五经课试之法,设立春秋谷梁博士。经济方面,曹丕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措施,继续推行屯田政策,兴办水利灌溉事业,修造陂堨,广兴稻田,薄赋税,与民休养。施行谷帛易市,稳定社会秩序。

  轻关税,促进了各地人民之间的贸易和交流,加快了商业的发展,使北方地区重现安定繁荣局面,黄初末,魏国国库充实。他关心人民疾苦,黄初三年,“冀州大蝗,民饥,使尚书杜畿持节开仓廪以赈之”。曹丕的诏令虽不是带有普遍性的政策,但是对人民是有益的。曹丕的军事建树有:平定叛乱,收复失地,抚边优降和三次征吴。

  第二次征吴以曹真、张郃、夏侯尚从襄阳攻打荆州始,曹军诸军并进,诸路大捷,夺据江陵中洲、击败孙盛、火烧诸葛瑾。东吴战线或溃或败,仅朱然守江陵获胜,曹丕胜利在望,不料遇到疫疾,孙权乘机遣使纳贡言和。第三次,曹仁率兵攻濡须,但曹仁不听蒋济劝谏,大贩。公元225年,曹丕再出舟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率十余万,大有渡江之志,但因冰封江面无法行舟而回师北上,被吴将高寿率兵冥夜偷袭,弃车惊驾。可见征吴均没有取得太大的效果。

  但田余庆评价说:“曹丕在广陵之役中最终解决了青徐豪霸割据一方的问题……广陵之役解决了青徐问题,使东方归于一统,魏国国势更加强大起来”。[9]曹丕继位后,在洛阳的青、徐兵发生骚动,曹丕采取抚而不讨的策略,稳住了青、徐一带以臧霸、孙观等为首的割据势力,控制了局面;公元222年,曹丕以孙权不纳质子为由,三路伐吴,借机剥夺了臧霸的兵权。

  公元224年、225年,曹丕两次亲自督师伐吴,均止步于广陵,未与吴军交锋,却平息了利城兵变,彻底解决了青、徐的隐患,充分表现出他作为政治家的小心谨慎又不失坚决果断的素质。各领域的举措处处显示了曹丕是一位旧式的明君典型,但平心而论,曹丕也有气质才性方面的缺陷,他刚愎自用,不听谋士劝谏,不善于把握出兵时机,这导致曹魏政权长期无法统一全国。公元221年,刘备讨伐孙权,孙权遣使向曹丕称臣,送还降将于禁,群臣道贺。

  侍中刘晔却认为:吴蜀“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大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4]205可是曹丕听不进去,错失灭吴的天赐良机。胡三省评论说:“若魏用刘晔之言,吴其殆矣。”毛泽东曾说:“曹丕也有些才华,但远不如曹操。曹丕在政治上也平庸。”[9]这个评价是客观的。

  (二)推行九品中正制,开创士族政治

  曹丕即位后,为巩固政权,改革了官制,用尚书陈群之议,出台并实施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开创士族政治之先河。“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流程为:在各州郡选择有识见、有名望、善识别人才的官员任“中正”,查访评定州郡人士,分成九等,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州置“大中正”,郡置“中正”,均山本处人在中央任职者担任。各郡中正将所能了解到的人才状况集中汇报给大中正,大中正便根据这些情况来品定人才,得到的品位称为“乡品”。

  中央司徒再根据乡品授予其具体的官职,得到的品位为“官品”。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将用人权从地方收归了中央,使魏国的人才军团一直保持着清新的活力和旺盛的战斗力。但它本质上却是曹魏政权与门阀世族妥协的产物,是门户制度的护符。它作为乱世选择官员的权宜之计,但却被持久运用,滋生了腐败:它为大贵族官僚地主的复辟创造了条件,又使出身低微的官员基本上升迁无望。寒门子弟徐庶与石韬只能充当中下层官吏。

  魏文帝时,徐庶官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韬仕历郡守、典农校尉。诸葛亮出陇右,闻韬、庶仕财如此,叹息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4]412曹丕还规定取士不限年资、户口但纠其实,黄初二年,下令人口十万以上的郡国每年察举孝廉一人,如有特别优秀的人才,可以不受户口限制。黄初三年又颁布《取士勿限年诏》,提出无论老幼只要“儒通经术,吏达文法”都可试用。

  曹丕重用老臣旧将和心腹密友,前者如:贾诩、蒋济、王郎等,后者多涉入争储之事,如:曹真、曹休、夏侯尚、朱铄、陈群、司马懿、吴质、刘桢等。曹丕对汉献帝和杨彪做到了盛德以待。如张溥所言:至待山阳公以不死,礼遇汉老臣杨彪不夺其志,盛德之事,非孟德可及。”[10]曹丕“在政治家的风度上有时还可以说是胜过他的父亲。”[9]曹丕提拔以“博古”和“高才”闻名的新秀,如严苞以高才入为秘书丞,数奏文赋,文帝异之,出为西平太守。

  薛夏以“博古”在黄初年间做了秘书丞。曹丕对曹植、曹彰等兄弟,既予以封王封侯:他继位后遣曹植就国临淄,曹彰就国鄢陵。同时,他又有防诸弟谋为不轨之虞,避免重蹈汉朝诸侯国作乱的覆辙,实行削夺藩王权利的政策,并且频繁徙封,使无常封之地。由于封地时常变更,藩王没有治权和兵权,因而空其名而无其实,且举动受到严格监视,形同囹圄。这导致曹氏宗亲势单力薄,日后无力阻止外臣夺权。

  后世对此指刺较多:史学家刘知几认为:“文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11]郝经也贬斥说:“轻薄佻靡,未除贵骄公子之习,不矜细行,隳败礼律,刻薄骨肉,自戕本根,乱亡基兆,已在于是。孔明谓为土龙刍狗,宜哉!”[12]虽然贬斥较为苛酷,但都言中了曹丕对宗亲的过度防范。曹丕才性气度也有缺陷,他气量狭小,对待私敌和降敌者很残酷,没有古代贤主宽容大度的作派,主观方面导致了政治上无大作为。

  性情刚正的鲍勋因数次直谏,得罪并激怒了曹丕,被收付廷尉处死,类似的还有曹植的谋士丁仪、丁廛兄弟。对降将于禁,曹丕“欲遣使吴,先令诣邺谒高陵,帝使豫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服之状,禁见,惭恚发病薨。”[4]240上述做法显然欠妥。综上所述,曹操和曹丕由于攻守形势各异,用人政策也相应不同。

  曹操借助德法术并用,随时致宜的政治思想来治国,推行任人惟贤的用人方针,选拔了大量的士族、庶族和平民阶级中的人才,奠定了魏国立国的基础。曹丕实行战略防守的政策来巩固统治,推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开创了士族政治,也留下了某些隐患。

  参考文献:

  [1]王晓毅.因循与建安至景初之际曹魏官方政治哲学[J].南京大学学报,2004,(6):74.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6:802.

  [3]百度百科曹操[EB/OL].

  [4]陈寿.三国志[M].武汉:崇文书局,2015:26.

  [5]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760-761.

  [6]王夫之.舒士彦,点校.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

  相关刊物推荐:《南京大学学报》创刊于1955年,是年共出版1期,为文、理科综合版。自1956年起,分人文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出版。此后,人文科学版(1973年改为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改为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每年出版一卷,期间,1960-1961、1966-1972曾两度休刊,1975年经教育部批准公开发行,2000年起改为双月刊,至2002年共出版3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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