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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留欧学生新媒体使用与文化适应研究

发布时间:2019-04-28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

摘 要: [摘要]论文以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当代中国留欧学生新媒体消费的主要类型、新媒体消费内容及原因、新媒体对当代中国留欧学生文化适应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是留学生群体使用最频繁的

  [摘要]论文以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当代中国留欧学生新媒体消费的主要类型、新媒体消费内容及原因、新媒体对当代中国留欧学生文化适应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是留学生群体使用最频繁的新媒体类型;大部分留学生群体在东道国的媒体消费沿袭了出国前的习惯,对中文媒体内容消费比东道国媒体内容多,但全球性的媒体内容也构成了其媒体消费的一部分;社交媒体对留学生文化适应的初期阶段起到了积极作用,缓解了文化冲击和孤独感,但同时社交媒体的使用也阻碍了中国留欧学生进一步融入东道国社会,造成疏离东道国文化的媒体消费和文化适应策略,甚至带来一些人身安全隐患。

  [关键词]欧洲,留学生,社交媒体,新媒体,文化适应

留学生论文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远渡重洋学习深造。萨默斯(Samers)将那些离开原生国家去国外学习,没有获得东道国国籍和永居权利的学生定义为留学生。[1]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45万人,较上一年增长3.97%。1978—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458.75万人。[2]

  留学生在国外学习、生活的情况,吸引了来自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学者的关注,他们从留学生的教育适应、异文化适应、文化认同、社会分化等多个角度对留学生群体进行研究。[3]留学生媒体使用尤其是新媒体使用的研究多以量化为主,质化研究较少。[4]

  其研究对象的东道国也以北美、澳洲为主。[5]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也是留学的理想国度,尤其英国硕士学位完成时间短,留学意向比例仅次于美国。2016年中国在主要留学国家的留学生人数及占该国留学生人数的比重,11个主要留学国家中包括3个欧洲国家。[6]2016和2017年度留学意向排名前十的国家,其中包括比例位居第二的英国、第五的德国和第九的法国3个欧洲国家,并且2017年相较于2016年,这3个欧洲国家所占比例均有提升,3个国家留学总比例已高于美国。[7]

  由于欧洲国家的众多,除英国外,其他欧洲国家的留学生数量无法与北美、澳洲相比,因此,对欧洲留学生的研究尤其是新媒体和文化适应方面的研究较为鲜见。本研究以当代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群体为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和焦点小组相结合的方法,辅以笔者在英国访学期间的参与式观察,试图从样本中展示全球化背景下当代留欧中国学生日常新媒体的使用情况和原因,以及新媒体对留欧中国学生文化适应的影响。具体而言,本研究将聚焦三个问题:一是留欧学生使用最多的新媒体为哪种类型;二是留欧学生主要消费的新媒体内容及其原因;三是新媒体对留欧学生文化适应有哪些影响。

  一、研究理论视角

  (一)全球化视野下的媒体景观和文化接近性

  印度学者阿帕杜莱(Appadurai)在分析全球化的构成时提出了媒体景观,认为媒体景观是指生产和传播信息所需要的电子设备分布,也指各种媒体所塑造的世界图景。[8]在全球化的视野下,他指出了媒体景观的变化,并强调受众的认知和消费习惯等均会受到全球性媒体的影响。[9]

  但和媒介帝国主义理论范式不同,全球化理论家将受众视为能够积极选择媒介内容、协商甚至对抗全球性媒介力量的主体。[10]在将受众看作是媒介内容主动的接收者和解码者的基础上,斯特劳哈尔(Straubhaar)提出了文化接近性理论(culturalproximity),对媒介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修正。他认为媒介产品从西方流向欠发达地区的单一图景已被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媒介产品的出口所挑战,全世界范围内逐渐呈现出媒介产品区域性流动的趋势,这种区域性的流动是受众主动选择与自己文化相接近的媒介产品所带来的结果。[11]

  (二)两栖性和媒体消费去地域化

  两栖这个概念源于生物学,一般指动物可以水陆两栖。贝克(Beck)在《什么是全球化》一书中使用了“多地婚配”(placepolygamy)来表达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体的多地点生活特点。[12]有研究者引入两栖性概念来分析中国留学生如何借助社交媒体在原有的中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之间展开各种日常实践活动。[13]

  这里的两栖性指的不仅是留学生活地点上的两栖性,更是文化上的两栖性。全球化时代,文化和媒体内容随着移居者主体的移动在新的跨国空间传播和消费,文化、地理及社会领土的自然关系丧失,媒体内容的消费呈现去地域化特点,再造了消费母国媒体内容的新环境。[14]新媒体使跨国媒体消费环境的再造更加便利,移居者到了移居国,借助于新媒体保持与原生文化和媒体内容的联系,无论是对移居者的跨文化适应还是保持母国认同都可能产生积极作用。

  (三)新媒体使用和跨文化适应

  跨文化适应不仅涉及到文化环境的改变,同时会引发个体心理层面的变化。贝里(Berry)强调跨文化适应过程中个体经历的文化和心理的双重改变。[15]福布什和布鲁克(Forbush&Brooke)认为,在不同文化群体的交流互动中,个体会经历不同程度的文化适应压力,这些压力会影响个体的生理和心理,会导致个体健康水平的降低。[16]一般跨文化适应的压力包括焦虑、沮丧、身份认同的困惑、被边缘化。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Oberg)提出了“文化震荡”的概念,表现为个体进入异文化环境,失去了熟悉的社会交往符号所引发的焦虑心理。[17]

  这种焦虑心理体现在孤独感、不安感等方面,是因缺失原有文化符号而造成的心理变化。奥博格将文化适应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蜜月阶段、沮丧阶段、恢复调整阶段、适应阶段。[18]蜜月阶段表现为对新环境的好奇,一般持续几天到数月;当个体在异文化环境持续生活,语言障碍、日常生活琐事的烦恼会让个体对异国产生敌意和抵触情绪,个体进入了沮丧阶段,也是文化震荡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个体语言交流没有太大阻碍、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各种琐事,沮丧感逐渐消失,进入了恢复调整阶段;最后,通过长时间的异国生活,个体逐渐接受异国的文化、习俗,并能够无心理焦虑感地生活,则进入了适应阶段。贝里将跨文化适应划分为整合、同化、疏离、边缘化四种策略。[19]

  整合策略表现为既保留自己原生文化特征又在日常生活中与其他群体交往;同化策略表现为个体不愿意保持母国文化传统,积极融入到异国的主流文化中;选择疏离策略的个体保留了原生国的传统文化,但是抵触与其他文化群体的交往;选择边缘化策略的个体对保持原生国家和接触异国文化均无兴趣,并且有抵触情绪。贝里认为,这些文化适应策略的选择与移居个体的原生社会文化及东道社会的文化支持都有较大关联。[20]

  华人学者曾做过关于诺丁汉地区华人留学生与当地社会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学生与同为中国来的同学结为朋友的比率为80%,远高于与其他类别的人结为朋友的比率。[21]与来自母国的朋友进行日常交往是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一种策略。新媒体在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有研究认为,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个体需要各种不同的信息来帮助其克服在东道国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及缓解心理上的压力。[22]

  阿德尔曼(Adelman)认为,来源于社会网络的帮助是处理东道国生活中问题的重要渠道。[23]以往的跨文化研究关注在东道国新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及来自母国的远距离社会关系网络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积极作用。[24]借助互联网的发展及网络社交媒体的兴起,留学生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既与母国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保持联系,又能迅速高效地建立新的根植于东道国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交媒体为留学生提供了一个现代的刺激的方式去适应他们的留学生活。[25]

  在新加坡做的一项关于留学生文化适应的研究表明,社交网络可以实现留学生的社会化、促进知识交换及缓解文化适应的压力。[26]还有研究表明,旅居者对母语网络媒体的依赖性越强,对东道国的行为适应就越好。[27]基于网络的社会关系为留学生克服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提供了帮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初到东道国时心理上的孤独感和焦虑感。但新媒体除在跨文化适应中起到积极作用之外,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有研究发现,留学生过度依赖社交媒体,会导致现实人际交往的缺失,弱化其行动力,对融入当地生活不利。[28]本研究将聚焦新媒体使用对当代中国留欧学生跨文化适应的影响和结果。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和焦点小组的方法,辅以参与式观察。线上焦点小组(onlinefocusgroup)与传统面对面的焦点小组相比有其独特优势:不仅可以节省租用访谈房间和摄像录音设备的费用,而且线上焦点小组的同步性减小了小组成员之间的影响。[29]

  因此,本研究对五人一组的两组焦点小组进行了2~3小时的线上访谈。第一组成员留学时间在两年以内,第二组成员留学时间在三年及以上。焦点小组访谈的对象主要来自英国,此外,还有一位来自意大利及两位来自荷兰的留学生。以往的研究发现,留学时间的长短会对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产生影响。[30]

  利斯加德(Lysgard)的研究表明,6~18个月的留学生不适应程度高于生活短于6个月和长于18个月的留学生。[31]考虑到焦点小组样本均为硕士及以上学历(英国硕士一年,欧洲其他国家硕士两年)并且留学时间都在6个月以上,故将两年作为时间划分,分为两年以内和三年及以上两组。参与式观察时间为一年整,从2016年2月至2017年2月,所有参与者的姓名在本文中均进行了匿名处理。问卷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和滚雪球两种方式进行收集,共收集到有效问卷199份。主要目标群体集中在一个名为“PETD欧洲分舵”的博士留学生QQ群A,从该群收集问卷约100份。此外,笔者还借助该群的官方微博号进行问卷的扩散,完成了40多份问卷,因此本研究的问卷中约有150份来自该博士群的关注者。剩下约50份问卷主要通过滚雪球方式在德国、荷兰的几个留学生QQ群中收集。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获得199份有效问卷。

  本研究的199份有效问卷的学历层次普遍为硕士、博士,以博士为主。年龄范围在17~31岁之间,其中20~25岁被调查者数量最多。参与问卷调查的留欧学生中男生83位,占42%;女生116位,占58%。从随机抽样的数据看,留学人数在两位数以上的省市有:湖北省、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黑龙江省。除黑龙江以外,留学人数超过两位数的省份都是我国经济较发达的省份。

  另外,湖北和山东省均为教育产业大省,无论在生源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居全国前列,从教育产业的发展水平来看,也与出国留学人数存在一定关联。从留学的东道国来看,英国留学生人数最多,共84位,占42%;德国和法国均为26位,各占13%;荷兰22位,占11%;其他留学东道国家有41位,占21%,包括瑞典、意大利、瑞士、西班牙、挪威等国家。根据有关统计报告,英国成为美国之后,中国学生留学意向第二多的国家,除英国外的欧洲国家中,德国、法国留学意向人数紧随其后。[32]这与本研究的样本比例基本相符。

  三、研究发现

  (一)当代中国留欧学生新媒体消费的主要类型

  媒体类型按照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进行划分,其中传统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则根据其使用的终端类型分为手机和电脑。被调查的199名留学生中最常使用的均为新媒体,其中最常使用手机的人数为148人,占74.4%。留学生通常租住在学校周边或学生公寓,租住房配备电视的情况极少。英国等欧洲国家看电视需要购买电视执照(TVlicense),所以大部分留学生几乎不看电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新媒体网络视频平台。问卷网络链接主要通过电脑QQ发送给被调查者,约占80%。

  从发放问卷平台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仅有37份问卷是通过电脑链接完成的,其余163份问卷均来自手机提交,占比81.5%,可以佐证手机是被调查的留欧学生最常使用的新媒体终端。互联网的崛起让信息、文化得以在全球传播,身处国外的留学生群体也能通过互联网消费母国媒体内容。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留学生使用新媒体功能排名前三的是网络社交、看新闻、看影视剧视频,其中网络社交的使用人次远超其它选项。这里的网络社交是指网络社交平台的使用,包括使用脸书(facebook)、微博、微信等建立人际关系并与朋友保持联系。与家人联系是指通过新媒体与家人通话、视频,既包括传统的电话通话功能也包括使用skype等软件进行通话或视频。

  将网络社交和与家人联系这两个选项合并后,笔者发现,新媒体最大的功能在于帮助留学生建立、维持人际关系网络和情感联系。获取新闻信息仅次于网络社交排在第二位,新闻来源以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为主,也有部分留学生通过专门的新闻客户端收看新闻。通过新媒体平台收看影视剧等视频排在第三,youtube和一些海外华文视频网站是留学生收看视频的主要平台。

  四、结语

  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媒体消费的主流形态之一。中国当代留学生在海外的两栖生活,一方面离不开新媒体技术为其提供媒体内容,另一方面也依赖于新媒体的社交功能。本研究有以下发现:

  第一,当代中国留欧学生限于留学条件,对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依赖远超过其他媒体。通过留学时间长短来划分的两个焦点小组成员在媒体消费和跨文化适应方面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新媒体和新的社会关系在其跨文化适应方面起了促进作用,缓解了刚到异国的不适应感。

  第二,当代中国留欧学生属于“全球代”,早在留学前就形成了自己的媒体消费习惯,这种媒体消费在留学前就呈现出去地域化的特征。在留学后这种去地域化的媒体消费则体现在对中文媒体内容的消费和原有媒体消费习惯的保持。留学生对东道国的媒体使用呈现出一定的疏离特征,语言和文化差异是导致疏离的主要因素。这种疏离特征在非英语的欧洲国家更为明显。

  第三,当代中国留欧学生在东道国或多或少会经历不同程度的文化震荡,而新媒体在缓解文化震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得益于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留学生既能够保持与母国原有的社会网络,缓解初到东道国的孤独感和失落感,也能在东道国迅速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以便更好地适应新生活。留学生个体的文化适应情况根据个体差异和周围社会关系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这种文化适应程度的不同取决于有没有在东道国建立现实或者虚拟的人际关系,而非留学时间的长短。

  社交媒体在缓解文化震荡的同时也会对留学生的文化适应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过于沉浸在和母国或东道国华人的联系中就会阻碍其融入当地社会。由于当代中国留欧学生接触全球性媒体内容多,对多元文化的接受程度大,所以其跨文化适应策略介于整合和疏离之间,偏向于疏离。同时本研究还发现,不适当地依赖社交媒体还会造成一定的隐私泄漏,甚至带来人身安全隐患。本研究的质化和量化分析偏重留学英国的中国学生媒体使用和文化适应策略,较少比较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中国留学生的差异。今后的研究将对在欧洲不同国家留学的学生媒体使用和文化适应策略进行比较,并加大分析东道国环境对其媒介消费和文化适应的影响。

  [注释]

  [1]Samers,M.,“Migration”,JohnAgnew,TheWileyBlackwellCompaniontoPoliticalGeography,NewYork:Routledge,2010,pp.478-492.

  [2]教育优选:《2017中国出国留学发展趋势报告》,http://www.eol.cn/html/lx/report2017/yi.shtml,2018年9月10日浏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http://www.ccg.org.cn/Research/View.aspx?Id=5418#_Toc462933302,2018年9月10日浏览。

  [3]朱佳妮:《中国出国留学生教育适应状况的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刘莉莎:《中国海外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徐琼:《在日中国留学生异文化适应的社会人类学研究》,《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丁夏:《中国留学生成人依恋多元文化人格和跨文化适应关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Yin,H.

  “Chinese-languageCyberspace,HomelandMediaandEthnicMedia:AContestedSpaceforBeingChinese”,NewMedia&Society,Vol.17,No.4,2015;郑雪、王磊:《中国留学生的文化认同、社会取向与主观幸福感》,《心理发展与教育》2005年第1期;Biao,X.&Shen,W.,“InternationalStudentMigrationandSocialStratificationinChina”,InternationalJournalofEducationalDevelopment,Vol.29,No.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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