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地区西周前古聚落分布特征与河湖变迁的关系

发布时间：2020-04-23所属分类：农业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在野外调查的基础上对郑州地区现代的地貌类型进行划分，以现代地貌数据作为聚落分布的基础平台，结合已有的调研成果，从不同时代遗址分布的地貌特征与生存环境需求、聚落分布变化与河湖地貌变迁的关系等方面，对郑州地区西周前古聚落的生境选择与自然环

　　摘要:在野外调查的基础上对郑州地区现代的地貌类型进行划分，以现代地貌数据作为聚落分布的基础平台，结合已有的调研成果，从不同时代遗址分布的地貌特征与生存环境需求、聚落分布变化与河湖地貌变迁的关系等方面，对郑州地区西周前古聚落的生境选择与自然环境变迁进行剖析。结果表明:水源是先民生存繁衍的基础，但水环境的优劣在郑州文化迁徙中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在郑州地区先民们聚落的选址位置与湖泊消亡变迁也十分微妙。全新世以来，裴李岗的聚落只能选址在老湖积高地上。到了仰韶时代，聚落开始向湖沼边岸地带扩散。从龙山时期到商代，随着西部湖泊的萎缩消亡而向东发育，人类逐渐向低处转移，直至占据湖积平原。聚落的分布密度和范围逐渐从郑州西部扩迁到东部，尤以商代的遗址分布特征最为明显。

　　关键词:古聚落;分布特征;河湖变迁;郑州地区

　　0引言

　　郑州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三皇五帝活动的腹地及中华文明轴心区。旧石器晚期以来，发育了灿烂的人类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演化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然而，自然环境演变决定了生命的演化过程，制约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2-3]，尤其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环境变化对人类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许多学者对中原地区进行了聚落分布与环境关系的研究。21世纪初，杨瑞霞等针对中原地区典型区域开展了遥感环境考古、环境考古数据库、史前聚落空间及虚拟现实等方面的数字环境考古研究[3-9]。继而，研究者们以遗址空间分布为基础，开展了该地区史前人类遗址时空变化与地貌、河流、地质构造、气候等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10-13]，取得了一系列有意义的研究发现和成果。

　　中原文化的传播和辐射受到区域水系、湖泊演化的重大影响[14-16]。而郑州地区是古代黄河与洛水交汇地区，孕育了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之黄河文明，集成为河洛文化[17]，以此奠定了夏、商、周三代中华文明之基石。已有研究多利用GIS技术，通过计算史前聚落与现代水系的濒河性来探究先民与水源地的关系。然而，河南省一些大河的支流和平原上的河流在全新世时才开始慢慢发育[18]。这个时期，一方面黄河下游南北迁徙改道，另一方面河湖水网在不断变迁，并且黄淮水系格局不断变化，尤其是荥阳中东部、中原区南部丘陵水源形成的河流最为明显。因此，利用现代水系来分析聚落的空间分布，有时会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真实性。本研究在野外调查的基础上，以现代地貌数据作为聚落分布的基础平台，结合已有的调研成果，从不同文化时代对西周以前郑州地区古聚落空间分布变化与河湖变迁的关系进行剖析，为揭示中国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和演化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支持。

　　1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域

　　郑州地处华北平原南部、黄河下游，居河南省中部偏北，北临黄河，西依嵩山，东南为广阔的黄淮平原。地理坐标为112°42'～114°14'E，34°16'～34°58'N，地势西高东低，由西北向东北倾斜。郑州地区横跨中国二、三级地貌台阶，西南部嵩山位于第二级地貌台阶前缘，东部平原为第三级地貌台阶的组成部分[19]，山地与平原之间是低山丘陵带。郑州地跨黄河、淮河两大流域，过境河流主要有黄河、伊洛河、贾鲁河等水系。

　　1.2研究方法

　　1.2.1野外调查和实验测试。在整理收集基础地层资料的基础上，对郑州所属区域内的综合自然地理环境，特别是对沉积环境和水文环境演变进行深入的调查，重点对荥阳-郑州地区进行了黄河汊道和湖沼地层的调查(图1，表1)。通过沉积相、孢粉和测年分析等手段对沉积环境地层剖面进行系统的研究，把原有的地貌分区的过渡地段及较复杂的微地貌形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其中，古河道地层的调查沿荥阳槽状洼地自西向东取工程钻岩芯6个，分别为:①马寨东(MZD)、②西冯(XF)、③西司马(XSM)、④大庙(DM)、⑤大师姑(DSG)、⑥小双桥东(XSQD)，钻孔深24～40m，取样位置位于各层顶部，采集释光测年样品20个，重矿样23个。根据钻孔和出露的地层，对郑州地区发育的古湖沼进行岩相、古生物(水螺和孢粉)和C14测年分析，调查点位共计23个。其中，孢粉采样位于各层发育较好的中部。大部分剖面测年取样位于中部，有时为了调查区域湖沼发育的时间段，取样位于湖沼层的顶部和底部，共计28个。其中，释光测年由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检测，孢粉测试由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第四纪生物遗存实验室和河北师范大学泥河湾考古研究院完成。AMSC-14由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测定。重矿成分测试由河北三河冶金地质测试中心完成，根据吴忱对黄河故道的重矿物研究[19]，重点对锆石、磷灰石、绿帘石、石榴石、角闪石、褐铁矿、钛铁矿、磁铁矿按照极稳定矿物、较稳定矿物和稳定矿物分类进行分析。

　　相关期刊推荐：《地域研究与开发》本刊是由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办的地理学综合性学术刊物。本刊1982年创刊，主要刊载地域研究与开发方面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性的最新研究成果。读者对象主要是地理学研究、可持续发展研究、区域研究等方面的科研工作者及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

　　1.2.2遗址的地貌分析。根据2016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的“郑州地区古遗址(遗迹)考古调查一览表”，按时代将各遗址的坐标点叠置在郑州地区地貌图上。从旧石器到商遗址点共计809个。根据遗址点在地貌图上的分布特征，结合对河湖地层的调查，按不同时代分析先人对生境的选择与河湖发育的关系。

　　2聚落变迁与河湖地貌变化的关系

　　水环境是先民们不可或缺的基本生境条件，水环境的演变与文化的迁移密切相关。考古学者总结先民“逐水草而居”，《国语·周语》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同时，先民与河流的关系还有“避洪水而居”。因此，水环境的优劣在文化迁徙中是一种辩证的关系[20]。野外调查发现，郑州地区在地质历史时期存在黄河汊道和众多的古湖沼，并且这些河湖水系的存续变迁与古聚落选址的分布变化密切相关。

　　2.1古聚落分布与河流变迁的关系

　　叶青超等根据地貌和沉积物特征，推测荥阳夹槽可能是晚更新世时期的古黄河汊道[21]。本研究发现，在荥阳的槽状洼地内有黄河流经的地层(图2)，该地层主要是一套呈灰黄色质地均匀的粉砂或黏土质粉砂，有时可见薄的水平层理。古河道距地表埋深约5～18m，存续时间从晚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早期。对该套河流相地层每层的重矿物进行分析发现，从西北到东南沿黄河汊道流向，重矿物按照稳定性相对高低，极稳定重矿物和稳定重矿物的含量变化分别介于1.89%～3.86%和23.80%～33.58%，相对稳定重矿物和不稳定重矿物的含量变化介于49.15%～56.99%。在约40～10kaB.P.(距今)，同一剖面稳定矿物随着深度增加而呈减少趋势(图3)。古河道流经区沉积物与邻近区刘沟村(LG)同一时期的黄土相比，虽均为粉砂质沉积物，但重矿物类别含量和变化趋势明显不同(图4)。刘沟黄土重矿物中的稳定矿物含量高，极稳定矿物和稳定矿物的含量分别为5.45%，46.06%，约是古河道的2倍，而不稳定矿物仅占14.22%，且各层重矿物含量随着深度增加基本没有变化。由此，在晚更新世末约40～10kaB.P.，郑州西部荥阳、广武地区有一条古黄河汊道在广武山西部，从汜水东岸或广武岭一些岭口、沟峪口如汜水口、牛口峪和宋沟口，进入荥阳腹地和郑州市区的西部，东南而下。

　　在旧石器时期荥阳槽状洼地内曾有黄河汊道，不适宜人类居住，广武东平原区也不适宜人类居住。因此，当时的遗址分布在槽状洼地南北的黄土丘陵地区。但黄河汊道带来肥沃的冲淤土成为后期人类聚落选址的重要地方。全新世中早期末，新构造运动转为剧烈上升，荥阳地区的抬升[22-23]致使自孟津东流的黄河流到汜水附近时难于穿过荥阳槽状洼地东流，而是沿现在的汜水-官庄峪黄土岭西侧流向东北，从而形成大的改道[24]，给山东的龙山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同时抬升的广武山庇护了郑州西部地区以免遭受黄河的全面侵扰，从广武山西部到郑州市，肥沃的冲淤土及适宜而稳定的环境使得聚落遗址逐渐趋于密集。荥阳槽状洼地总面积约为340km2，仅占郑州地区总面积的5%，但自旧石器时期以来，该地貌区中的遗址数量占郑州地区遗址总量的比例呈逐渐增加趋势(表2)。从旧石器无遗址点到新石器裴李岗的3个遗址点，该地貌区的遗址点数量占比从裴李岗文化的7.0%增加到二里头、商的20%左右，龙山时期遗址数量占比甚至达30.4%。

　　4kaB.P.前后黄河的改道[24-25]使之重新流向河北平原和渤海，郑州地区的洪水风险程度大大降低，在3.6kaB.P.左右，郑州商城在此崛起。郑州商城位于郑州偏东的黄土台地上，不但比伊洛河夹河滩宽广得多，而且其间还有济水和当地众多水流穿越、河湖贯通。同时，商城遗址所处地势高亢，属于黄淮海泛滥平原中相对稳定的区域，选址的地势和水源条件优越，聚落临近河旁高地选址，稳定的水源成为先人们的优选条件，但大的河流改道和洪水又会给先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巨大的威胁，成为近毁灭性的自然因素。

　　2.2古聚落分布与湖泊发育的关系

　　郑州地区古聚落的选址与湖泊消亡变迁的关系也十分微妙。自晚更新世以来，郑州地区不同区域发育了许多湖沼地层。这些湖沼相地层并非典型的青灰色粘土，而是以灰黑色或灰褐色为主呈菱块状的粘土或亚粘土，常含有蚌、水螺等生物。藻类植物含量较高，其与孢粉含量的比值最小值为1.22，最大值达17.18，常见绿藻、多刺藻、环纹藻、狐尾澡等，还有香蒲等水生植物。像仰韶中晚期的青台、点军台、站马屯等重要遗址或其附近都有超过20km2的湖沼地层(图5)，该套地层有些地方厚度超过2m并伴有碳质透镜体，大量水生、湿生植物孢粉和水生动物指征了当时的潴水环境。

　　分析西周前郑州地区古聚落时空演化特征(图6)。在旧石器时期，人类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遗址一般分布在低山丘陵区(图6a)。在山地丘陵区的东端划出一个总计面积144km2的区域A区(图6a)，拥有遗址166个，占郑州地区总数的55%。在山地丘陵区东端，先民们容易找到栖息之地，他们仍然住在洞穴内。许多已经发掘遗址的“活动面上”多为石器生产和较短暂的活动场所，而未见到居住迹象。这块区域分布了较多晚更新统湖沼相地层，时间集中在30～10kaB.P.。当时这里存在大大小小的湖泊与沼泽，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在陆上采集和狩猎，还可在湖泊与沼泽中捕捞鱼类和软体动物作为食物来源。因此，旧石器晚期遗址在这里较为集中。进入新石器第一个时代裴李岗，遗址只分布在河流阶地或称河旁高地上(图6b)，虽有湖泊分布，但临湖旁潜水层较浅不能满足当时人们半地穴的居住要求。因此，在裴李岗时期湖泊旁无聚落分布，但在已消亡又临水源的老湖积高地上有聚落分布，像郑州南早全新世初期发育的湖沼区即是(图1)。郑州西部的荥阳地区进入全新世后逐渐发育了许多湖沼，时间主要集中在中全新世早期;而在郑州市东北大河村地区的湖泊发育时间为早全新世到中全新世早期(9.0～5.5kaB.P.);在郑州的东部圃田地区中全新世中晚期湖沼非常发育(6.0～2.9kaB.P.)(图1)。到了仰韶时代，遗址开始向湖沼边岸地带扩散，在7～5kaB.P.的湖沼旁常有遗址坐落(图6c)。随着自然环境的演化和人类生产力的提高，人类逐渐迁移和扩展到接近河畔、湖滨的低地。5.5kaB.P.和4.2～4.0kaB.P.的气候事件[26]造成黄河中下游湖泊面积缩小，龙山后期到早商时郑州四周的湖沼群多数已趋于消亡。但郑州地区东北部地势低下，始终得到黄河枝津的补给，此区域诸水补充的郑州东圃田泽、郑州北部的荥泽得以延续到历史时期。因此，从龙山时期到商代，随着西部湖泊的萎缩消亡而向东发育，人类逐渐向低处转移直至占据湖积平原，聚落的分布密度和范围逐渐从郑州西部扩迁到东部，尤以商代的遗址分布最为明显(图6e，图6d，图6f)。由于东部、东北部地区继续有较为稳定、适宜的水源滋养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因此，具有支撑建立王都的较高环境承载力。这是郑州地区文化持续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环境条件。

　　此外，在商代聚落分布图的沙岗沙地中划分出了一个区域B区(图6f)。野外调查发现，B区当时的地貌形态与山前冲积扇较为相似。现在当地是一片连绵不断的沙岗，而这片沙岗是近两千多年形成的，在其下的砂层下分布着不少的小湖泊，这些湖泊发育时间在全新世早中期，推断沙岗沙地之下或许将来会发现更多的商代遗址。

　　3结论

　　郑州地区的综合自然环境是非常适宜于人类繁衍生息的。郑州地区位于中国第二、三阶梯的过渡区，拥有丰富而多样的地貌类型，给不同时代的先人们提供了多选择性生产生活场地。处在东亚季风区中纬地带的郑州，自晚更新世以来，尽管气候波动变化但一直适宜人类生存发展。该区域黄河、淮河、古济水等水系演化复杂，不同时代湖沼发育变迁不一，但发达的河网和星罗棋布的湖沼给先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和食源。

　　水源是先民生存繁衍的基础，水环境的优劣在文化迁徙中是一种辩证的关系。郑州地区晚更新世末期黄河叉道不仅促成了荥阳槽状洼地的形成，而且带来的肥沃的冲淤土成为后期人类聚落选址的重要区域。全新世中早期末，黄河在荥阳地区改道，给山东的龙山文化带来的了巨大的影响。黄河改道重新流向河北平原和渤海，使郑州地区的洪水风险程度大大降低，在3.6kaB.P.左右，在郑州偏东的黄土台地上郑州商城崛起了。

　　郑州地区“山地丘陵区的东端”分布了较多晚更新统湖沼相地层，时间集中在30～10kaB.P.，旧石器晚期的遗址(遗迹)在此相当集中。全新世以来，裴李岗的聚落只能居住在老湖积高地上，到了仰韶时代，遗址开始向湖沼边岸地带扩散，从龙山时期到商代，随着西部湖泊的萎缩消亡而向东发育，人类逐渐向低处转移，直至占据湖积平原，聚落的分布密度和范围逐渐从郑州西部扩迁到东部，尤以商代的遗址分布特征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