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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治理的多元路径——陕西户县三村调查

发布时间:2018-10-19 15:31所属分类:农业论文浏览:1

摘要:随着商业化因素对中国农村的不断渗透,村庄社会权力结构、公共资源分配机制、农民的思维方式与行动原则等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国家权力在基层政权延伸的社会基础正在被削弱。农村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调适农民为应对市场化挑战所逐步确立的村庄

  摘要:随着商业化因素对中国农村的不断渗透,村庄社会权力结构、公共资源分配机制、农民的思维方式与行动原则等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国家权力在基层政权延伸的社会基础正在被削弱。农村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调适农民为应对市场化挑战所逐步确立的村庄治理原则与国家以巩固基层政权合法性基础为目标的村庄治理原则之间的关系。基于陕西户县三村的经验,因地制宜的多元化路径是使两者处于微妙平衡关系的有效方式。

  关键词:农村,社会治理,基层政权,多元路径

农村社会治理

  一、问题化的“三农”

  “三农”这一提法自20世纪90年代出现以来,关于中国农村的研究日益增多。其中多数研究都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甚至是危机意识。其实,“三农”被问题化始自20世纪初,随着近代以来商业化因素不断渗透进传统农村,传统的小农生产以及建立在其上的一整套村庄社会结构都在逐步发生变化[1]。

  有识之士遂生出担心,唯恐儒家道统随村庄的蜕变而一同退出历史。传统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在于,生产范围小,生产效率低,产品主要维持生命延续,积累率低。如此特征的农业生产方式塑造了一整套稳定的小农文化心理,诸如由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塑造的祖先崇拜、孝道文化,由生产技术的口耳相传塑造的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等。也由此,官-绅-民的社会权力结构逐渐形成,尤其是绅权在皇权与农民之间构建出稳定的缓冲地带,地方社会能够在士绅阶层的维护下得以稳定。皇权也在此过程中与基层社会保持了相对的均衡状态[2]。

  清朝中期以后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导致了农业生产中的人地矛盾愈发突出。长期稳定的农业生产受到了巨大挑战:人口增长对粮食需求量大幅度增加,由于耕地面积长期保持稳定状态,导致了所谓“过密化”农业的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增多。

  为解决生计,人们自然会想方设法的在农业以外的领域寻求出路。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商业化因素不断引入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对劳动力都有大量的需求,临近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了向外转移的机会。他们逐步脱离农业生产,摆脱了对土地的依附关系,由此会逐步改变既有的文化心理[3]。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慢慢使原有的人地矛盾逐步化解,农业生产得以慢慢恢复到原有的平衡状态。这就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第一次出现了城乡二元的格局,两种生产方式塑造出了完全迥异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到民国时期,国家政权把多数注意力放在城市,民族工商业虽得以发展,但广大农民仍然维持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只不过由于战乱频仍,其发展水平只能停留在糊口层次。这期间,现代国家政权极少深入乡土社会,即使民国政府曾经建立了治安和税收为名义的基层政权,但却无法构成对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实质影响。

  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新生政权开始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后又扩展至全国范围。紧随的是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以及由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完成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对传统农村的集体化改造。上述运动的效果有三个方面:确立农民对新生政权的支持从而实现国家政权对基层农村的全面控制;土地权属的变更进一步变革了村庄社会权力结构;农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微妙变化。

  至此,整个农村与国家政权建设、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原始资本来自于国家对农业剩余财富的掌控,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将基层政权的自治原则彻底消除。传统的家族势力逐步被边缘化,血亲关系逐步让位于现代性意义上的人民关系甚至是革命意义上的同志关系;农业生产除了维系生命延续之外,又与革命理想建立起紧密关系。

  二、农村社会治理的真实问题

  (一)国家治理视域中的乡村治理

  近年以来,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人们通过这些成果感受到的是“三农”领域危机丛生,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就将面临严重后果。“空疏化”、“三留守”、“农民工”、“返乡农民工”等时髦学术概念应运而生。如若把研究视野放大,就会发现农村已经被绑在了现代化的快车上,现代化的话语体系成为“三农”研究的思想前提。

  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而言,国家政权在现代化的征途中扮演着极端重要的角色:它是设计者、推动者、执行者、裁决者和调节者。因此,面对新一轮的治理研究大潮,需要冷静思考的是:由众多研究成果所描述的“三农”特征背后,国家政权正在进行何种形式的重新布局。质言之,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政权力量需要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确立起在农村的合法性基础,以使得农村的发展与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同步。

  因此,必须将农村社会治理问题与国家治理问题相联系,以后者作为分析前者的有效切入点。国家治理框架下的乡村社会治理研究需要从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基层政权的有效性是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基础;二是国家治理体系必须有效处理与基层民情治理的张力;三是国家治理体系必须有效处理与市场治理之间的张力;四是有效国家治理的标志是构建起国家、市场和社会良性互动的治理逻辑。

  三、农村社会治理格局的多元选择

  下文将展示三个典型村庄的社会治理格局,试图总结不同村庄在与国家行政力量、市场力量的博弈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稳定的社会权力结构和民情基础。

  (一)同兴村:经济主导

  2001年,同兴村的一位退伍军人从山东战友处得知种植西瓜可以赚钱,于是向村里建议推广西瓜种植。在说服村干部后,部分积极分子开始试种西瓜,并且向乡镇汇报了此事。镇领导也急于找到新的经济发展增长点,于是表示给予政策支持。由于种植经济作物有一定的市场风险,很多群众持观望态度。于是村庄发动党员干部和一部分农户率先种植,镇政府也帮忙联系了低息贷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西瓜获得丰收。

  在销售阶段,镇领导将同兴村的情况上报给了户县政府,户县政府对此表示大力支持,他们决定在西瓜成熟之际在县城给同兴村的西瓜开“绿灯”,让他们在县城内不限制时间、不限制空间进行销售,并且把价钱定高一点,由县政府亲自出面为同兴西瓜打品牌。就这样,同兴西瓜顺利开始在县城销售,由于价钱高于其他西瓜,并且县上帮助打品牌,加上本身西瓜质量可以,种植户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有此示范,第二年西瓜种植户大为增长,加之村上推广种植反季节蔬菜,同兴村对传统粮食生产的依赖性逐年降低。政府加大投资,免费提供水管,村民将水管直接埋到了地下,方便了用水季节直接浇水。这些水管由国家和镇政府投资的,村民只负责埋管子。县政府为推动同兴西瓜的发

  展,决定开展“西瓜推介会”,让村民将成熟优质的西瓜拿到推介会上,向大家介绍同兴西瓜的品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增强了品牌效应,吸引了更多的商家前来收购。

  到了第三年,更多村民加入到种植西瓜的行列,据村干部介绍,现在西瓜种植户已经占到了全村的90%以上。而此时,同兴西瓜的种植已经形成了规模效应,形成了品牌。同兴村还邀请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教授前来指导西瓜种植。据村干部介绍,现在村民人均年收入有1万元以上。全村也全部实现了种植大棚化,灌溉自动化,品种先进化。同兴村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实现了村民基本不用外出打工,生活相对富裕的目标。

  通过调查发现,在同兴村致富的过程中基层政权、农户以及村庄三者之间已经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他们拥有发展经济的共同愿望,也会在此过程中协商式地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经济发展带来了该村老百姓思维方式和行动原则的一系列变化。人们不再认为靠天吃饭的农业是唯一的生活出路,有了钱的农民也开始“享受生活”———他们认为城里人有的他们也可以有;在传统的婚丧嫁娶活动中,人们也逐步把传统遗留下的各种繁复过程简化处理,更加强调能够显示自己经济水平的各种象征物,如汽车、城里的房子、好工作等等。同兴村为了提高收益,增大规模,决定重新分配土地。

  原则是将肥沃的土地优先分给西瓜种植户,不想种西瓜的村民只能分到较差的土地。不种西瓜的村民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凭什么不种西瓜,就不能分到好地。对于种西瓜分田地的质疑声音一时间在全村里广泛传播,大部分村民都纷纷反对重新分配土地。村干部一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此时,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最高点。最后,村干部们想到了一个较温和的办法:对于那些最后分到土地,地比较贫瘠的村民,可以多分一些土地,以弥补土地贫瘠的不足。这个措施在实施的时候,依然受到一部分村民的反对。对于那些不同意的村民,在村干部的再三努力下,村民终于都接受了这个方案(即使有几个还不想同意,也无能为力,只好被迫接受现实)。最终,土地分配工作就这么完成了。这是村干部与村民妥协的结果。

  调查发现,多数农户每天都忙于打理自己的经济作物,而无暇顾及村公共事务。据村干部讲,这些年村公共事务较少。村民之间虽然少有参与公共生活,但并不影响其对整个村庄的认同。提到自己的村,村民都一脸骄傲,会细数这些年村的发展成果。村干部也强调了镇、乡两级政府对该村的巨大支持。国家政权有效地参与到了村庄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并在此过程中维系了村庄的社会秩序稳定。

  通过同兴村的调查,笔者发现该村优先发展经济,随后以此为中心逐步解决村庄社会秩序、农户个体行为与国家政权之间三者的有效平衡,村庄社会治理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四、结语一般而论,治理理论强调的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政策制定、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是实现“善治”的主要手段[6]。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凸显了近年来中国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也反映了“社会时代”的到来。近代以来的中国乡村治理,首要问题是在国家行政力量推动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必须在城乡二元的格局中打破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和循环性,必须面对以理性原则为核心要旨的一系列现代国家的政策谋划。通过对上述三座村庄的实地调查,笔者发现不同村庄都在发展过程中寻找到了重新调适自身发展的核心变量,从而因应由社会转型给村庄和农户带来的巨大心理挑战和生活压力。

  以此,本文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多元路径”这一对当前村庄社会治理问题的分析视角。也许,时代巨变中的村庄并未如许多论者所想象的那般不堪,中国农民正在用充满智慧的行动诠释着自身发展的独特路径。当然,现代政体要求国家发展理念必须被有效贯彻。但如若处理不好与既有村庄民情之间的关系,或者国家行政力量不能有效嵌入进既有村庄社会权力结构中,就会打破村庄的平静———农民会利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逻辑在实践中不断寻求新的平衡状态。

  因此,农村社会治理的出路在于从根本上解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换言之,有效的乡村治理必须建立在减轻权威体制的运行负荷基础之上。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村庄社会治理的过程需要有效处理外在力量对农村的“惊扰”,但既有的村庄治理秩序也并非“空穴来风”———它也是在实践中不断被创制出来的,因此要求有关村庄社会治理的研究尽量将“形成史”与“当前史”的双维度相结合,以期较为完整地展示中国村庄社会治理的“前世今生”。

  [参考文献]

  [1]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08(3):111-113.

  [2]张鸣.乡村社会权力与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7.

  [3]应星.中国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4-26.

  [4]应星.农户、集体与国家: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六十年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8-12.

  [5]贺雪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235.

  [6]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3,26-32.

  [7]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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