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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汉国的海外贸易

发布时间:2019-10-08所属分类:经济论文浏览:1

摘要: 五代十国时期,刘氏建立南汉政权,定都广州,统治岭南地区。南汉时期,实行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依靠海外贸易积累了庞大的财富,成为五代的富强之国。作为五代时期的地方政权,南汉依然秉持唐代以来的外贸政策,大力发展海外贸易,致力于经济发展,对

  摘要: 五代十国时期,刘氏建立南汉政权,定都广州,统治岭南地区。南汉时期,实行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依靠海外贸易积累了庞大的财富,成为五代的富强之国。作为五代时期的地方政权,南汉依然秉持唐代以来的外贸政策,大力发展海外贸易,致力于经济发展,对岭南经济的开发具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南汉的海外贸易,作为唐宋两朝的中间阶段,在中国古代南海海外贸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南汉国的海外贸易

  关键词: 南汉; 岭南; 广州; 海外贸易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兵灾不断。南汉刘氏,起家岭南,经过三代人的积极开拓,遂据有岭南之地。乾亨元年( 917) ,刘岩称帝,建立南汉,定都广州。南汉自乾亨元年( 917) 高祖建国,至北宋开宝四年( 971) 宋灭南汉,历经四主,凡 54 年,与五代十国相始终。刘氏当国,“府库充实,边境无虞”[1]38 ,势力不断发展,以至“五十年来,岭表无事”[2]213 ,保持了政治的稳定,为海外贸易发展营造了积极的环境,使南汉成为五代时期南方的富强之国,而其中海外贸易成为南汉经济收入的重要支撑。

  关于南汉国海外贸易研究,近年来不断引起学界重视,也产生了一批成果。其中一些学者的著述中涉及南汉的海外贸易,但并没有针对性地进行专门研究; ①还有几篇学位论文研究南汉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成就突出。②李庆新等学者从经济角度出发,对南汉经济状况进行了比较详细深入的研究,其中海外贸易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③本文仅在有限的史料和考古发现中对南汉国的海外贸易作出分析总结,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分析,以供参考。

  一、南汉发展海贸的条件

  ( 一) 刘氏家族有经商贸易的传统,历代统治者对于贸易态度积极

  史载刘氏先祖“安仁,上蔡人也”[3]809 ,“仕唐为潮州长史”[4]1254 ,“后徙闽中,商贾南海”[3]809 ,“复迁番禺”[5]2 ,遂“因家岭表”[4]1254 。刘安仁在唐末,从事闽粤跨境贸易,后因商业活动迁居岭南,安家广州,成为刘氏奠基岭南的开端。刘安仁在岭南的商业活动,使刘氏在岭南逐渐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以支撑刘氏后人对岭南的割据与开拓。

  刘安仁死后,其子刘谦“击贼屡有功。中和三年( 883) 授封州刺史、贺江镇使,使遏梧、桂以西,因遂徙家封州”[5]2 。因此,刘氏真正起家之地应为封州,由此渐并诸藩,统一岭南。且刘谦在任时,“爱啬用度”[1]6 ,珍惜民力,致力于发展生产。

  刘谦子刘隐继任封州刺史期间,“用法清肃,威望颇振”[5]2 ,渐次平定四方,成为岭南的最强势力。天祐二年( 905) ,刘隐“闻梁王朱全忠为元帅,遣使至京赂之,求表荐。全忠乃奏为清海军节度使”[5]3 ,从此掌握了岭南实权,控制了岭南的海外贸易。随后,刘隐以广州为基地,“以广州城隘,凿禺山益之,名新南城,建双阙”[5]3 ,耗费巨大心血营造广州,以广州控扼岭表,成为刘氏的根据地。

  刘隐成为清海军节度使后,坐拥广州贸易枢纽之地,获取了大量财富。梁太祖开平元年( 907) ,“五月乙卯,遣使进奇宝、名药”,“冬十月,奏进助军钱二十万,及龙脑腰带、珍珠枕、玳瑁、香药诸物”,“十一月,进龙形通犀腰带、金托里含棱玳瑁器百余副,及香药、珍巧”[5]3 - 4 等于梁,以结好梁帝,巩固实力。可见,刘隐统治时期,致力于海贸发展,广州海外贸易十分繁荣。雄厚的经济实力足以支撑刘隐对岭南的巩固与开发,并以巨额贡物外结梁帝,积蓄力量。

  乾化元年( 911) ,刘隐死后,其弟刘岩继承刘隐遗志,并推行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刘岩,“初名岩,更名陟,复名岩,改名龚,终名䶮”[5]5 ,是为南汉的开国君主。继位之初,刘岩奉行其兄贡奉后梁策略。乾化元年( 911) ,“贡犀象、奇珍、金银等于梁,值数千万”[5]6 ,后梁遂以刘岩为“供军粮料市舶等使”[1]29 。作为南汉名义上的宗主国,后梁的认可成为南汉控制南海海外贸易的权力依据。后梁贞明元年( 915) 梁末帝继位之初,“乃尽以隐之官爵授陟( 刘岩) ”[4]1255 ,刘岩完全继承了其兄刘隐的官爵,取得了控制岭南的合法权利。

  后梁贞明三年( 917) ,即南汉乾亨元年( 917) ,“( 刘) 岩即皇帝位于番禺……以广州为兴王府”[1]25 - 26 ,直接利用广州外贸中心的优势地位,控制海外贸易的发展,以至乾亨年间,“结连淮海,阻塞梯航”[1]29 ,与杨吴分别控制南海及东南沿海外贸枢纽,共同瓜分中国的海外贸易。正是依靠岭南海外贸易的便利,获取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有了建国的基础。

  中宗“袭位,( 李托) 迁内侍省内侍,充宫闱诸卫押番兼秀华宫使”[6]13930 。中宗时期,以内侍李托为押番使。押蕃( 番) 使或称押蕃( 番) 舶使,唐代设立,是为市舶使所属官吏。在唐代,对押番使的职责有所规定: “唐制,岭南为五府,府部州以十数。其大小之戎,号令之用,则听于节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蛮夷……则统于押蕃舶使焉。”[7]3461 押番使则主要管理海外蛮夷、贸易交通等事。唐朝以降,南汉继承了唐王朝的市舶制度,市舶使、押番使的存在不足为疑。

  后主时期,迎高僧文偃骸骨于宫中时,“许群寮士庶、四海番商入内廷,各得赡礼”[8],后宫并有波斯女供之淫乱,可见后主当国,对待番商及贸易也保持积极的态度。

  对海洋的看重也反映出南汉统治者对待海外贸易的态度。南汉统治者敬畏海洋,并通过封祀以求护佑。高祖刘岩建国当年,即“封儋州昌化山为镇海广德王”[5]7 。后主刘鋹于大宝九年( 966) 封“博泉神曰龙母夫人,尊南海神曰昭明帝,庙曰聪正宫”[9]865 ,“其衣饰以龙凤”[1]75 ,以示敬重。而南汉灭亡当年,宋太祖即于“六月癸酉,遣使祀南海”[6]33 ,遵从南汉祭祀南海的传统,也表示北宋对于广州市舶之利的看重与南海对外贸易的重视。南汉历代统治者皆生活奢侈,挥霍无度,重视海外贸易一方面满足了其骄奢的统治,另一方面不仅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也使南汉的政权逐渐腐败,加速了其灭亡的步伐。而刘氏后人以军旅起家,需要发展商贸来维持军队开支和立国的经济基础,这也促进了南汉发展海外贸易的现实需求。

  ( 二) 五代时期岭南政治稳定,经济基础良好

  唐代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中国政治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大批人力和智力要素流入岭南地区,他们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了岭南地区的开发。[10]史料记载: “唐末,南海最后乱,僖宗以后,大臣出镇者,天下皆乱,无所之,惟除南海而已。”[3]811 因此,在唐代中后期,岭南海外贸易依旧十分发达,“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7]3326 。随着唐王朝逐渐失去对西域的控制,陆上丝绸之路被阻隔,中外交通贸易逐渐转向沿海地区,而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11]2897 ,中外贸易十分繁荣,其贸易地位依旧保持。

  整个唐 代,广州一直处于对外贸易的中心地位,广 州“地 当 要 会,俗 号 殷 繁,交 易 之 徒,素 所 奔凑”[7]2862 ,商业气氛十分浓厚。及至黄巢起义,广州始遭巨大破坏。“巢以士众乌合,欲据南海之地,永为窠穴,坐邀朝命。”[11]5392 乾符六年( 879) ,黄巢攻克广州,随即向唐王朝请封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但唐中央以“南海市舶利不赀,贼得益富,而国用屈”[12]6454 相拒绝,可见岭南经济繁荣与广州海外贸易利益之巨。

  黄巢起义军攻占岭南,动摇了唐王朝对岭南的直接控制,使岭南逐渐陷入混乱割据状态。尤其是攻克广州后对于外国商人的打击,一度中断了广州的对外贸易。有史料记载: “据熟悉中国情形的人说,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13]96 “从尸罗夫港( 在今波斯湾) 到中国的航运也中断了”[13]95 ,广州的对外贸易在黄巢起义的打击中受到极大摧残。

  随着黄巢起义军的失败,岭南政局随之稳定,唐末岭南商业贸易也得到一定恢复。及至五代,群雄割据,岭北战乱频繁,而岭南政治较为稳定,经济自唐末以来又逐渐发展,在南汉时期达到高峰。

  作为南汉政权的实际奠基者,刘谦及其子刘隐为刘氏安定岭南居功甚伟。刘谦“抚纳流亡,节费养士”,致使“境内肃然”[5]2 ,使岭南成为五代乱世难得的安宁之地。在经历先祖的开拓后,刘隐“少英迈,勇略过人,值岭海间盗起为民患,辄出兵击败之,一方皆赖其保障; 又宾礼贤士,唐世谪宦子孙遭乱不得返,及因乱避地来岭外者,多留为之用焉”[5]4 ,遵从其父的政治策略。刘隐父子营造的稳定的政治环境,吸引了无数中原人士,为岭南的经济开发提供了大量人口。南汉的开国君主、高祖刘岩亦“多延中国人士于幕府,出为刺史,由是刺史无武人”[9]839 ,保证了政治的安宁,以至“乾亨初数年间,不复衽席金革”[5]63 ,致力于经济发展。南汉以文人掌地方大权,保障了政治稳定,为南汉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海外贸易提供了政治保障。相反,南汉统治后期,随着内宦势力膨胀及统治秩序混乱,良好的经济环境遭到破坏,致使经济收入不断减少,以致南汉国库空虚,入不敷出。南汉灭亡后,以文人掌权亦为北宋所效仿,开启了两宋经济繁荣的历史。

  ( 三) 造船业发达,船只航海能力强

  造船业是刘氏得以致力于发展海外贸易的基础。刘谦任封州刺史期间,“有 兵 万 人,战 舰 百 余艘”[3]809 ,其时舰队已经颇具规模,具有较强的水上作战与运输能力。

  南汉的造船也有一定的规制,“怀恩驭下方严,临事精至,每舟成,必亲临视,材有良窳不等,及制度疏略不如法者,必榜役工,役者多怨之。又造龙舟十,以备鋹亲征”[2]210 。对船只的细心审核与严格把关,体现了南汉对造船业的重视。强大的舰队实力使南汉称雄南海,南汉设有巨舰指挥使一职,“暨彦赟,家世未详。乾和中,累官巨舰指挥使”[5]67 。南汉组建的强大舰队,具有内河及跨海作战的实力,对南汉的海外贸易提供了保障。

  据史料记载,当时岭南的造船技术在不断进步,可能出现一种不用铁钉的船只,“贾人船不用铁钉,只使桄榔须系缚,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也”[14]。这种船只制造简单,投入成本低,便于大规模建造,迎合了当时南汉发展海外贸易的需要。宋人周去非有言: “深广沿海州军难得铁钉桐油,造舟皆空板穿藤约束而成。于藤缝中,以海上所生茜草干而窒之,遇水则涨,舟为之不漏矣。其舟甚大,越大海商贩皆用之。”[15]刘氏统治岭南时期,用这种船只进行海外贸易的可能性极大。

  二、主要贸易对象与商品

  五代时期,南汉主要控制两广地区,东南沿海海外贸易为吴越等政权掌握,因此南汉致力于发展南海贸易成为其首选。作为中外交通贸易上的重要国际航道,自秦汉开始,中国就通过南海与海外诸国产生经贸联系。[16]

  “海南诸国,汉时通焉。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道里不可详知。外国诸书虽言里数,又非定实也。其西与诸胡国接。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檄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后汉桓帝时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使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尠。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自梁武、隋炀,诸国使至踰于前代。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17]进入五代,这种贸易关系依旧保持。但五代时期,“四夷见中国者,远不过于阗、占城。史之所纪,其西北颇详,而东南尤略,盖其远而罕至,且不为中国利害云”[3]922 。有关南汉海外贸易的史籍记载甚少,从相关史料中只可看到南汉立国之前向中朝所贡物品。今仅从有限的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来考诸南汉的海外贸易。

  ( 一) 主要外贸国家

  1. 交趾、占城两国

  高祖大有三年( 930) ,“遣将李守鄘、梁克贞攻交趾,擒曲承美等”[3]813 ,直接通过武力来加强对交趾的控制。攻克交趾后,又“使梁克贞入占城”[5]10 ,以对其施加影响。“占城在西南海中……高祖闻其宝货充积,至是,遣克贞潜赴掠之。克贞航海至其国,胁以兵威,载宝而还。自是,海外皆慑服。”[5]56 由此确立了南海霸主地位。南汉时期,与交趾、占城两国交往频繁,其主要的对外贸易对象也是两国。这种事实,既有南汉与交趾、占城两国地理位置相毗邻的原因,也是两地区历史交往的延续,更是双方出于扩张势力的需要。

  2. 诃陵国、罗越国

  天祐元年( 904) ,“( 刘) 隐进佛哲国、诃陵国、罗越国所贡香药”[1]10 于唐。诃陵,一说唐代的东印度,一说爪哇。罗越,马来半岛南部,即今马来西亚的柔佛州一带,或者新加坡海峡一带。[1]19 早在南汉立国之前,已经与岭南有贸易往来,则南汉立国之后,这种贸易关系也极可能继续保持。

  3. 大食

  后梁开平四年( 910) “( 刘) 隐贡犀玉及舶上蔷薇水”[1]13 于梁。赵汝适《诸蕃志》载: “蔷薇水,大食国花露也,五代时蕃使蒲歌散以十五瓶效贡。”[18]更明确的记载则在《新五代史》之《四夷附录第三·占城》: “( 后周) 显德五年( 958) ,其国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诃散来,贡猛火油八十四瓶、蔷薇水十五瓶……蔷薇水,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虽敝而香不灭。”[3]922 参照两则史料记载,则《新五代史》所云蔷薇水的产地西域应为大食无疑,则此时南汉与大食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贸易往来。周世宗显德五年为公元 958 年,而史载南汉刘隐在后梁开平三年,即公元 908 年已经向梁帝进贡,则早在南汉建国之前,或已经与大食进行商贸联系。而根据考古发现,在阿拉伯半岛东南部阿曼苏丹国出土了南汉南海官窑产的彩绘瓷盒,[19]则直接证明了南汉与大食存在贸易往来。

  4. 三佛齐

  即佛哲国、室利佛逝,在中国文献中 904 年后称三佛齐,自唐朝遣使进贡方物,与中国交往不绝。三佛齐都城为旧港,势力强盛时占据苏门答腊岛、爪哇和加里曼丹岛及马来半岛部分地区,控制中国、印度、阿拉伯地区交通要道。1997 年,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以北 150 公里印坦油田海域所打捞的南汉国沉船,其中发现中国青铜镜、陶瓷、银锭、铅钱等遗物,这是南汉与东南亚进行商贸往来的直接证据。[20]

  ( 二) 主要进出口商品

  1. 进口: 香料、珍宝、玳瑁、犀、象、金银器等

  根据南汉建国之前,所贡奉中朝主要贡品可看出南汉主要进口商品。刘隐时期,于梁太祖开平元年 ( 907) ,“五月乙卯,遣使进奇宝、名药”,“冬十月,奏进助军钱二十万,及龙脑腰带、珍珠枕、玳瑁、香药诸物”,“十一月,进龙形通犀腰带、金托里含棱玳瑁器百余副,及香药、珍巧”[5]3 - 4 等。刘岩立国之前,于乾化元年( 911) ,“贡犀象、奇珍、金银等于梁,值数千万”[5]6 。

  仅从这几次贡物便可看出,刘氏所贡珍品包括香料、珍珠、玳瑁、犀角、象牙、金银器等多达十余种。而“南汉立国,倚南海商利为收入之大宗”[21],这些物品又多以东南亚、南亚、西亚等为常见,也最为有名。结果,“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7]5625 。通过海外贸易,南汉获取了巨额财富。高祖刘岩于禺山之上建沉香台,岭南产香,但是所产远远不足,需要大量进口。后主又“于海门镇募兵能采珠者两千人,号‘媚川都’。凡采珠以石缒索系于足而没焉,深或至五百尺,溺死者甚众”[1]71 ,以弥补珍珠耗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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