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6-08所属分类：管理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本研究通过文献调研方法梳理了我国情报学教育的主要发展历程，运用网络调查方法对当前我国情报学教育机构分布、招生、课程体系及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全方位考察。从当前的情报学教育布局来看，我国情报学学科建设以国家情报工作为需要，走出了一条具有中
摘要本研究通过文献调研方法梳理了我国情报学教育的主要发展历程，运用网络调查方法对当前我国情报学教育机构分布、招生、课程体系及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全方位考察。从当前的情报学教育布局来看，我国情报学学科建设以国家情报工作为需要，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建设道路，为我国科技情报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大数据时代的情报学教育工作，提出情报学教育仍应以国家和社会情报工作需要为导向，将Intelligence作为立足点，为国家安全、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提供智能化决策的人才储备。
关键词情报学;教育现状;人才培养
1、引言
情报学教育旨在为我国培养掌握情报学基本理论与方法，能够胜任科技查新、情报咨询、情报分析、竞争情报、知识组织、知识服务等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新中国成立以来，情报工作(特别是科技情报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怀，情报教育工作也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重视，培养以“耳目尖兵参谋”为己任的复合型人才是我国情报学教育长期以来的主要目标。钱学森先生针对我国情报学人才培养工作，特别指出人才培养的目标是“通才”，重点是“领导人才”，主要方法是“大成智慧教育”，关键是“抓好教育”[1]。我国情报学教育历经了20世纪50年代学科初创、80年代恢复发展、90年代“大情报观”以及近年来大数据时代的变革，关于情报学教育发展道路的探讨一直受到学者关注。本研究以我国情报学学科发展、情报学教育为主题，梳理了与我国情报学教育发展变化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本研究检索了我国情报学相关教学单位的招生录取、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课程信息，并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从多个角度呈现当下我国情报学的教育现状。
2研究方法和主要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文献调研的方法，以情报学学科建设、情报学教育为主题，检索了与此相关的科技文献。情报学教育工作的发展，首先离不开情报学学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因而在研究情报学教育的过程中，与情报学学科建设相关的核心论文也纳入检索范围。此外，为了呈现我国情报学教育的历史变化，文献调研内容还包括记录情报工作相关历史事件的科技著作、各级情报学会工作会议相关的会议纪要。
在我国情报学教育现状研究中，本研究采用网络调研的方法，对现有情报学教学相关的院校、科研机构进行了本科、科学硕士、博士、专业硕士等不同教育教学层面的检索，包括招生简章、录取情况、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在检索基础上，运用分类统计、内容分析方法对我国情报学的学位点建设情况、招生录取情况、人才培养进行了多方位考察。考察对象主要是具有一级学科博士点、一级学科硕士点、情报学二级学科硕士点、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点授予权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还包括2019年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相关院校机构。
3我国情报学学科教育体系现状
3.1我国情报学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及历史沿革
我国情报教育源自科技情报工作，1956年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的创建标志着我国第一所国家情报机构成立。1958年，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并创立了中国科技情报大学。1959年中国科技情报大学并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改称情报学系，并于1960年撤销[2]。在当时的环境下，学生既学习科学技术专业，又同时学习情报专业课程。这种系统化的学校学习方式由于缺少办学条件支持，在培养第一批学生后便停止招生。此后，我国情报工作的人员主要来源于其他学科，并通过短时间培训完成情报教育，我国情报学教育工作也以短期轮训为主要方式，因此不能完全满足情报工作的客观需要。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以科技情报为主要研究对象，培养“通才”式的情报专业人员思想在后续的情报学专业恢复及教育指导思想上得以延续。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情报学教育逐渐恢复，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现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创办了情报学专业，恢复培养科技情报和社会科学情报专业人才。我国的情报学专业教育恢复于1978年，武汉大学创办“科技情报”本科专业。在此后的20年间，本科教育一直处于我国情报学教育的核心，中间历经了“科技情报”“科技信息”及“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阶段[3]。在“科技情报”更名为“科技信息”后，对于情报学在计算机、网络化的时代，学科发展以Informa‐tion为中心还是以Intelligence为中心的定位上，学界开展了广泛讨论：包昌火研究员[4]提出情报研究应当是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的过程，并进一步明确指出，应把信息转化为情报和谋略作为我国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研究的核心任务;沈固朝教授[5]针对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的混用现象，明确指出其中决策的缺失。
教育部于1998年将隶属于不同学科的经济信息管理、信息学、科技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和林业信息管理这5个相关专业合并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并设置在“管理科学与工程”下，与图书馆学、档案学分属管理学下不同一级学科。这一设置使得情报学从传统科技文献服务，逐渐与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进一步融合，顺应了社会对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复合型管理人才需要。在此之后，除竞争情报、国家安全情报等少数领域外，对于情报学的学科定位多以InformationScience为基础。情报学“耳目尖兵参谋”的人才培养定位，逐渐过渡为熟悉掌握现代信息技术、能够提供信息序化和组织的服务型人才。此后，我国情报学的教育教学主要从研究生层面展开，以“情报”命名的本科专业逐渐改为“信息管理”相关专业。需要指出的是，从本科的学科归属来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代码120102)隶属于“管理学”下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体系下，图书馆学、档案学本科仍有设置，为此近年来开设了填补原情报学本科教学空缺的“信息资源管理”专业(专业代码120503)。从专业名称来看，研究生阶段的“情报学”对应本科阶段“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信息资源管理”双专业进行招生，这种专业名称的变化体现了“大情报观”在20世纪90年代对学科教育发展的影响。
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恢复于1984年，武汉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1992年更名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获批情报学硕士学位点(二级学科代码120502)，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吉林大学、中国中医研究院、南京大学等近60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先后获批情报学硕士学位点。在创建情报学硕士点的院校中，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等13所院校先后创办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博士点，具有情报学博士学位的授予权。除了隶属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代码1205)的情报学专业外，还有公安学下公安情报学(二级学科代码0306Z1)、军事指挥学下军事情报学(二级学科代码110504)也进行公安类、军事类情报学硕士研究生招生，招生对象为警务人员和现役军人。因而国内学界在讨论情报学教育时，普遍以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作为情报学的学科归属，本文的数据检索也是以隶属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代码1205)的情报学为主。
为适应新形势图书情报事业发展对图书情报专门人才的迫切需求，2010年国家图书馆与武汉大学联合培养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拉开了我国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的培养序幕。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定位于：掌握扎实的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综合运用管理、经济、法律、计算机等知识解决图书情报工作实际问题能力，适应社会信息化和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图书情报专门人才。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置，为我国情报学教育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支撑，也扩大了我国情报学教育的规模和教育对象。
综上所述，我国情报学教育已形成了由本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信息资源管理”为人才储备的双专业教学，“情报学”科学硕士、“情报学”博士及“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的多层次人才教育培养体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情报学专业已经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将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时代下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3.2我国情报学教育专业建设概况
本研究以2020年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方门户网站为数据基础来源，各情报学招生院校研究生院网站、相关学院研究生教育专题为补充，获取了近期我国情报学(二级学科代码120502)学位授予单位基本情况。此外，对于具有情报学研究生招生资格的院校，本研究还检索了2019年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信息资源管理”专业的入选情况，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目前我国情报学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术机构共13家，具有一级学科硕士点的单位51家，二级学科授予点的单位13家，具有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机构49家，13所院校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12)、“信息资源管理”(1)遴选为“双万计划”本科专业。与2018年李维等[6]对于情报学学位点的调查结果相比，不难发现我国情报学教学机构学位点已进入逐年动态调整阶段：中南大学、兰州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天津理工大学、西南科技大学情报学硕士点已撤销;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二军医大学、复旦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近年未见招生，但未明确撤销情报学专业点;山东省医学科学院2019年与泰山医学院合并组建为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因而与济南大学的合作招生逐步暂停。以上情报学硕士点停招及撤销表明，我国情报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已逐步发展平稳，并由各办学单位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整。从研究生教育学位点的规模来看，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已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本科专业在相关院校的教学中仍待加强。在“大情报观”指导思想下，信息化教育得到了我国各高校在本科专业设置中的广泛响应，但将“情报”概念扩大为“信息”同样导致情报学自身特色的迷失，以往“耳目尖兵参谋”的定位逐渐缺失。这种迷失的后果是一部分高校从信息化角度开设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集信息科学、管理学、工程科学等多学科人才培养为目标，其培养结果是掌握了一定信息技术的万金油人才，但能够提供情报决策的能力不足，社会就业的口碑不高。结合近年来我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专业代码为080910T，工学、理学学位)、“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代码120108T，管理学学位)本科专业的先后开设，将对以信息化人才为培养对象的本科教育招生产生重大冲击。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环境下，具有“本科-硕士-博士”多层次情报学人才的培养单位，应当提高对本科教学的重视程度，否则研究生教育将面临“无源之水”的困境。另外，情报学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应重新设计，接纳各学科的优秀硕士或博士进入情报学领域学习，通过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提高相关人员的情报意识，增强其情报能力，这也正是《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识》所提的共识之一[7]。
4我国情报学博士研究生教育现状
4.1我国情报学博士点建设情况
根据表1所列我国情报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目录，通过网络检索了相关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招生简章，汇总了我国情报学博士点招生基本信息(学制、招生规模、博导信息)，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我国情报学博士人才培养的主要机构为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文献情报中心)等。大部分培养机构每位博士生导师年均接收1名博士研究生，因而我国情报学博士生每年培养规模约百人。与2006年、2009年王知津先生等[8-9]对我国情报学博士研究生教育现状的调研分析进行对比：从规模上来看，至2020年我国情报学博士生导师师资力量已扩大一倍以上，招生单位由8家增长至13家;从学制的变化来看，大多数博士生培养机构已将培养周期由3年上调为4年，结合毕业考核条件来看，这种学制延长的调整主要受学术研究国际化影响，部分高校已将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毕业考核的条件之一;从研究方向来看，知识管理相关研究方向(知识组织、知识服务、知识技术、知识管理等)逐步取代原有信息管理研究方向，数据科学及人工智能相关研究(大数据分析与挖掘、智能信息处理、文本理解、情感挖掘等)逐步兴起，情报理论与方法研究仍保持热度。
相关期刊推荐：《情报学报》本刊为情报科学、信息管理、图书馆学领域的核心期刊。内容包括：信息收集、加工、存储、检索、分析研究、传递与应用中的理论和方法;信息经济、信息产业、信息市场和用户研究;信息服务，信息工作的组织、管理和政策研究等。特别欢迎有实验研究、调查研究和定量分析和论文。
近年来研究方向的变化，可以反映出“大情报观”下将“情报”泛化为“信息”后的不足。为了解决信息爆炸与知识相对匮乏的矛盾，对信息进行序化的知识组织研究成为了近十年来学科研究的热点。苏新宁教授[10]对此指出，“知识组织研究已成为大数据环境中知识服务的基础，也为数据处理与组织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在近年来冲击着情报学的主要研究领域，董克等[11]认为大数据环境对情报学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情报学的原理、方法和实践三个方面的变革，刘如等[12]提出大数据的时代开启了一次科技情报重大的时代转型。我国情报学博士生研究方向的变化，也印证了以上观点：大数据对情报理论内涵、外延、研究范式的变化要求我们的博士人才培养仍需坚持情报学理论与方法的不断深入;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应用带来了科技情报工作模式的变革，这种变革也需要相关理论与方法的支撑，如文本理解、情感挖掘、数据可视化等。
4.2我国情报学博士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
根据表2的招生单位，本研究利用网络检索了相关院校情报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对培养方案中的专业课程设置进行了归纳整理，如表3所示。对比表2和表3，我国情报学博士研究生课程主要以研究方向为基础展开，与研究方向相关的基础理论与方法是教学的重要组成：信息检索、信息组织、信息管理相关理论与方法仍是教学的重要内容，知识管理、知识组织、知识发现的理论与方法是近年来教学加强的一个重要环节，智库研究成为博士生教学中的新兴方向。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引起了情报学界的广泛共鸣，反映了学界多年来“让中国情报学回归本来面目”的心声[13]。20世纪90年代“大情报观”的提出，使情报学研究突破了科技情报的局限，互联网、经济信息、社会信息、市场信息都可以成为情报学的研究对象，但也带来了“耳目尖兵参谋”这一决策定位的缺失。智库研究为新时代情报学研究回归决策分析提供了新的平台，也是学界对美国等情报大国教育教学、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多年调研后的一个重要发现：在美国情报工作的建设发展中，以情报与国家安全联盟为代表的一批情报智库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14]。杨建林教授等[15]特别指出：情报学界应该积极参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智库的建设提供理论、方法、技术、人才支撑。我国情报学博士生课程中与智库研究相关的课程设计，体现了这一人才培养的诉求。苏新宁教授[16-17]在情报学人才培养“耳目尖兵参谋”的基础上，提出了情报机构智库转型“引领”作用及“引领者”培养。因而对于智库研究的战略咨询和决策分析需要我们继续深化相关的教育教学环节，探索智库建设中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培养能够胜任这一工作的情报工作人才。——论文作者：谢靖1，王东波2，刘浏2，沈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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