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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考察与顾颉刚的民族思想

发布时间:2019-07-16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

摘要: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应中英庚款董事会之邀前往甘肃、青海进行实地考察,辗转于洮、岷、河、湟等地。此次考察对顾颉刚的一生影响甚大,是其后来追忆的重要内容,更是其民族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的关键经历。他感受到民族和边疆危机之

  摘要: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应中英庚款董事会之邀前往甘肃、青海进行实地考察,辗转于洮、岷、河、湟等地。此次考察对顾颉刚的一生影响甚大,是其后来追忆的重要内容,更是其民族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的关键经历。他感受到民族和边疆危机之深重,先后主张废除使用“中国本部”、“民族”等具有分裂性的词汇,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并利用大量的西北考察知识对该理论加以阐释和深化。西北考察经历对顾颉刚民族思想的变化和定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西北考察,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顾颉刚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创建“古史辨派”,学术成就享誉国内外。他总结学术生涯时,自认为在古籍整理、民众教育和边疆史地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成就突出。

  边疆史地研究包括对民族问题的关注、民族理论的探索和民族研究的深化,它们和民族教育一样,与他的考察活动直接相关。喜欢旅行的顾颉刚主张将实地考察作为提升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他多次开展实地考察,尤其是抗战全面爆发初期在甘青两省的考察,对其影响至深且巨,不仅使其对民族研究抱以浓厚的兴趣,还直接推动了他对民族理论的思考。目前学界对顾颉刚西北考察和民族观进行了较多研究,梳理了顾颉刚西北考察活动的史实,对西北民族教育的探索以及考察活动对他学术研究的影响①;对其民族思想的研究多探讨他在古史研究中提出“民族不出于一元”,尤其集中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论证②。

  其实,西北考察的时间处在他提出这两大理论之间,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提出影响很大,然而学界对他西北考察与“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民族理论关系的探讨较为薄弱。故笔者利用顾颉刚日记、书信、随笔和自传等资料去探索他在西北考察结束后,如何利用西北民族知识去深化“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民族理论的,进而挖掘其民族思想中的西北因素。

  一、西北考察:顾颉刚的甘青之行

  “西北”是指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地理区域,也是一个言人人殊的地理空间。民国时期,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报章杂志对“西北”空间范围的表达和认知存在诸多差异。③不少人对他们的“西北观”进行细致统计和分析,认为它基本呈现出中心比较稳定,外延伸缩性很强的特征。其中,相对稳定的“中心”区域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诸省。④

  为了表述方便,本文也将西北地区限定于陕甘宁青新五省,来看待顾颉刚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的西北考察活动。究其一生,顾颉刚先后五次涉足西北大地:1931年四五月间,他与容庚、吴文藻和洪业(洪煨莲)等前往冀、鲁、豫、陕各省进行古迹古物调查,这是他首次进入西北大地,不过此次考察活动不涉及民族问题。⑤

  第二次是1936年11月,他同徐炳昶和李书华等赴西安参加陕西考古年会,此次学术活动亦与民族问题无涉。第三次是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他受中英庚款董事会之邀考察西北教育,后著成《西北考察日记》。他在此次考察涉足甘青两省近20个县市,与当地汉、藏、回、蒙等诸多民众进行访谈和交流。

  这是他历次考察中时间最长、调查最为详实的一次,也是对他学术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次实地考察活动。第四次是1948年下半年,他应辛树帜校长之邀,担任国立兰州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最后一次是1950年10月,他应时任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和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之邀,在西安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讲学活动。

  在这五次涉足西北的活动中,第一、二、五次都主要在西安,第三、四次主要在甘肃,真正称得上实地考察的只有第一次和第三次,驻留时间最长的为第三次和第四次。对其民族思想直接相关且影响深远的经历当属第三次,本文也主要集中讨论他此次考察活动,以及与其民族思想的关系。顾颉刚几次前往西北地区都事出有因,皆与学术活动有关,绝非自由旅行。他在《皋兰读书记》中说明自己于1937年前往西北考察的缘由,即日本人在北平“通缉抗日分子居其一,抗日分子中又以予居首,余遂不得不出走,走则至甘肃”。⑥

  当时全国除东北早已沦陷、华北陷入战火之外,尚有众多安身之地,顾颉刚为何独独选择僻远的甘肃?事实上,避难出走,“走则至甘肃”寥寥数言并未道出实情,遮蔽了诸多细节,不少人却以此为据,信以为真。⑦1937年7月21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刚刚半个月,日军已经侵占北平。时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顾颉刚在苍茫夜色中匆匆离开,辗转绥远、南京后回到老家苏州避难。8月底,他收到了来自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信函,该会将任命他为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前往甘宁青三省考察教育。⑧

  1931年成立于南京的中英庚款董事会在朱家骅的领导下,提倡发展僻远省份的文化教育。西北地区文化教育十分落后,而具体详情尚未可知,故需派熟悉西北的人士前往考察,弄清实情,制定计划。加之,顾颉刚等人对西北地区的关心早于几个月前就被中英庚款董事会所注意,总干事杭立武访问北平就为设专款补助西北教育之事,“集合北平方面关心西北之人士,共同讨论”,顾颉刚就在受邀之列。⑨

  如此看来,顾颉刚考察西北似乎存在着多种机缘,如果没有朱家骅的帮助,没有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支持,他的西北之行恐将难以实现。⑩但我们不能将顾颉刚考察西北视为他当时面临的可以选择的唯一出路。作为“古史辨”的代表人物,且在杂志编辑方面已有丰富经验的顾颉刚,他完全可以在众多高校和出版机构谋取一份不错的职业,但为何前往西北考察成为他的最终选择?笔者认为,他此前创办《禹贡》半月刊和禹贡学会就注意边疆民族研究和实地考察,且在一年前的禹贡学会的工作计划中,对西北地区民族、教育、经济和宗教等方面开展调查研究实为重中之重。

  在其拟定的三条考察路线中第二条路线为:“由皋兰沿湟水西至西宁,复循青海北岸西达都兰;归途则由西宁南经塔尔寺至贵德,东循黄河至循化,再入大夏河流域之夏河及临夏二县而返皋兰。此行目的,在考古方面,可考察都兰一带吐谷浑及吐蕃所遗留之古迹。在民族方面,除藏族之外,可研究青海蒙古,及循化突厥族之撒拉尔人。

  在宗教方面,西宁、宁夏既为西北回教之两大本营,塔尔寺、拉卜楞寺又为喇嘛教之两大中心,亦可附带考查。”輥輯訛1937年4月25日,段绳武组织西北移垦促进会,顾颉刚受聘为该会理事,以召集各界人士成立考察团,制定前往西北地区开展实地考察计划,开展考察宣传等。

  为此,顾颉刚公开筹组考察队员,《立报》加以报道,预计考察西北的时间为7月中旬。輥輰訛组建后的该考察团行前发表文章,陈述西北考察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计划考察西北“社会、教育、农牧、水利、森林、矿产、医药、卫生”等各类事实,进而“钻进西北民众的生活层里,来认识他们,提出西北的切实问题”。

  輥輱訛遗憾的是顾颉刚患病卧床,未能如愿参与考察活动,加之几日后七七事变爆发,顾氏亲临西北考察的计划被迫中断。輥輲訛所以,他受中英庚款董事会之派前往西北考察正符合他的个人意愿,再续之前计划。輥輳訛9月29日,顾颉刚与王文俊飞抵兰州,首次踏上了甘肃大地。几日后,由顾颉刚、陶孟和、戴乐仁(英)和王文俊等组成的考察团前往甘肃全省学校最多的临洮县考察,参观学校、出席教育界欢迎会和发表讲演等。

  随后他们返回兰州,转道西宁等地。11月初,考察团开会讨论补助西北教育计划,草拟报告。报告递交南京后,戴乐仁、陶孟和等先后离去,顾颉刚则选择留在兰州主事。北平不能归,老家苏州已于11月23日沦陷,“而西北青年颇乐与予相接近,……故亦做久居之计”。輥輴訛同月,顾颉刚在兰州创办通俗读物《老百姓》旬刊,借用西北多民族元素构成的民歌形式改写鼓词等,号召各民族团结一致投入抗战中。

  輥輵訛在寄居兰州期间,顾颉刚逐渐意识到“要了解西北决不能单看省城,必须到外县,到边地去走一趟,才可有亲切的了解,才可有合于需要的设计”。輥輶訛是故,他开始深入条件艰苦的外县和农村考察,这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毅力,亦是他求真务实的性格和态度使然。1938年初,顾颉刚与王树民、杨向奎离开兰州,赴甘肃中部和南部各地考察。

  2月,正在临洮等地的顾颉刚遭到爆发于省城兰州的学潮运动的牵连,甘肃教育机关的一些人将隐忍于心的怨气发泄出来,直指顾颉刚四处调查侵犯了他们的教育权力。他们还诬称顾氏为共产党员,上告至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军事委员会,请求将其调离甘肃。加之,甘肃学院大闹易长风波,他恐被牵涉而选择深入河洮岷地区,“观汉、藏、回诸族之杂居及喇嘛教、回教之活动”。輥輷訛4月,顾颉刚萌生了离开西北之意,7月24日,他下定决心受聘于云南大学。

  8月初,他返回兰州,其间赴西宁创办湟川中学。9月9日,他飞抵西安,次日飞往成都。由此,顾颉刚为期一年的西北之行正式结束,足迹遍及甘青两省19个县(局)。輦輮訛笔者梳理了记载详实的《西北考察日记》和《顾颉刚日记》,描绘出他此次考察的行程路线:兰州(1937年9月29日—10月1日)→临洮县(10月2日—13日)→兰州(10月14日—21日)→西宁县(10月22日—31日)→永登县窑街(10月31日)→兰州(11月1日—1938年1月3日)→临洮县(1月4日—2月9日)→渭源县(2月10日—23日)→临洮县(2月24日—27日)→康乐县(2月28日—3月6日)→临洮县(3月7日—4月20日)→渭源县(4月21日—23日)→陇西县(4月24日—29日)→漳县(4月30日—5月2日)→岷县(5月3日—10日)→临潭县(当时县治在新城镇,5月11日—17日)→卓尼设治局(今卓尼县,5月18日—20日)→临潭县(5月21日—6月4日)→卓尼设治局(6月5日—6日)→临潭县旧城镇(6月7日—16日)→夏河县黑错乡(今合作市,6月17日—21日)→夏河县(6月22日—7月12日)→临夏县(7月13日—18日)→永靖县(7月19日—24日)→临夏县(7月25日—26日)→和政县(7月27日)→宁定县(今广河县,7月28日—29日)→洮沙县(该县已废,今属临洮,7月30—31日)→兰州(8月1日—16日)→永登县(8月17日)→西宁县(8月18—27日)→乐都县(8月27日)→兰州(8月28日—9月8日)→离开兰州赴西安(9月9日)。

  輦輯訛由上可知,他在兰州呆了103天,时间最长。除前后两次在西宁共呆了20天外,其余时间都在甘肃省境内,主要集中于洮河、渭河和大夏河流域的诸县(局)。其中,他先后五次驻留临洮,三次驻留临潭,两次驻留渭源、卓尼和临夏,在临洮驻足时间最长,达90多天。这将近一年中,顾颉刚深入甘青两省乡村社会进行实地考察,所见所闻对其民族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对西北考察经历的记忆

  西北考察结束后,顾颉刚回到川渝述职,向中英庚款董事会报告考察经历以及他对补助西北教育之看法。其后,他到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商讨补助卓尼禅定寺喇嘛半日学校的计划,向教育部次长张道藩和顾毓琇等陈告回藏民族教育意见。至此,顾颉刚此次西北考察的任务最终完成,但这并未隔断他与西北考察之间的联系。

  第一,他将考察随笔进行整理,依次发表,以告知大家,增进国人对西北社会的了解,唤起国人对西北民族、边疆等问题的注意。輦輰訛1938年10月底,顾颉刚抵达云南,仍对西北教育和考察经历充满热情。

  例如他在信中写到:“抵滇后生活较为安定,拟将年来所得材料陆续写出,既为我生命史中留下一深刻之印痕,且期以西陲风物报告国人,为他日开发之一助。”輦輱訛10月24日,他为陶希圣代写《西北回蒙藏民教育提案》以递交国民参政会讨论。

  次日,他与林同济等谈论西北事宜。輦輲訛29日,他向云南大学附中师生讲演西北游历的见闻。輦輳訛其后,他用大量精力对西北考察经历加以记述和回忆。12月初,正值拉卜楞一百零八寺慰劳团向蒋介石等献旗,各大媒体争相报道,顾颉刚再览张文郁《拉卜楞视察记》,向中法友谊会讲演《拉卜楞一瞥》。

  輦輴訛他在演讲中介绍了拉卜楞寺的地位、建筑、历史和政教合一制度等,为听众呈现了一个汉藏边界地带的藏传佛教信仰中心社会。輦輵訛12月13日,他搜集撒拉族方面的史料,次日写成《撒拉回》一文,介绍了他从阅读、实地考察和交流等途径获得有关撒拉族的知识,撒拉人自称从中亚地区迁徙而来,但血统“番多回少”,主要居住在循化十八工,约有四五万人,身体强健,骁勇善战。輦輶訛24日,他看《西宁志》,搜集有关“土人”(土族)的材料。輦輷訛1939年3月,他看《狄道州志》、《甘肃通志》和《西宁府志》,搜集土司方面的材料,写成《甘青史迹丛谈》。輧輮訛可见,他在考察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仍在关注西北民族问题,反映了西北考察经历对其影响深远。

  三、利用西北考察知识阐释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顾颉刚考察西北结束后,仍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其念兹在兹,对西北考察的民族知识再加利用,尤其是在西北考察中获得的民族知识成为深化他民族思想的重要经验、理论灵感和事实例证。1938年12月,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号召各界共同建设边疆,“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輧輶訛他在该周刊上发表文章,集中阐释他的民族思想,进一步反映其民族思想的深化。

  1939年元旦,顾颉刚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明确提出废弃使用“中国本部”一词。其实,几年前他在《禹贡》半月刊的发刊词中就提出“本部”暗含分裂国家之意,提醒大家注意。輧輷訛他此次撰文明确立场,日本人创造“中国本部”一词,“析出边疆于‘本部’之外,拿来欺骗中国及世界人士,使得大家以为日本人所垂涎的只是‘中国本部’以外的一些地方,并不曾损害了中国的根本”。

  輨輮訛日本将满、蒙、回、藏各族聚居的边疆地区与汉族聚居的“十八省”分割开来,为其吞并满蒙、染指回藏地区张本。考察西北后的顾颉刚深知边疆危机之重、民族矛盾之烈,号召弃用“中国本部”一词,深具从学术角度和现实立场维护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爱国热忱。

  四、小结

  九一八事变后,西北边疆危机日亟,“西北开发”声浪日炽,社会各界逐渐将目光转向辽阔的西北大地。顾颉刚也开始对西北多加关注,卢沟桥事变后,他应中英庚款董事会之聘前往甘青两省考察。从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他辗转于洮、渭、岷、河、湟地区,亲与汉、回、藏、蒙、土等族民众接触,视野为之扩大,民族知识增长许多。輩輴訛西北考察结束后,他在昆明创办《边疆周刊》,发表已经深化的民族思想。

  他号召弃用“中国本部”和“民族”等词,正式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运用大量西北考察所得的民族知识加以论证,以及作为回应费孝通等人质疑的例证。丰富的民族知识和逐渐深化的民族思想帮助了顾颉刚的民族理论在争论中最终成型,“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在国难艰危情势下得到众人的支持和认可。它为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民族观提供了理论支持,为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精神支柱,并为后来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民族理论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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