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5-24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以南凉、西秦、代(北魏)、吐谷浑为代表的鲜卑部落联盟国家自建立之时起就兼具部落制部落联盟特征和皇权化倾向，在国家阶段仍保留着部落制时期的尚武、好战之风，并热衷于对外用兵。对外战争的胜利不仅可以增加国家的领土，而且可以扩充国家的资源和人
[摘要]以南凉、西秦、代(北魏)、吐谷浑为代表的鲜卑部落联盟国家自建立之时起就兼具部落制部落联盟特征和皇权化倾向，在国家阶段仍保留着部落制时期的尚武、好战之风，并热衷于对外用兵。对外战争的胜利不仅可以增加国家的领土，而且可以扩充国家的资源和人口，但战争的失败则可能导致国家覆灭。因此可以说鲜卑部落联盟国家其兴在武力，其亡亦在武力。虽然鲜卑部落联盟国家最终不可避免地消亡了，但对我国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女性地位提升等方面有着积极影响，并为后人留下了众多石窟、寺庙等佛教文化遗产。
[关键词]鲜卑;部落联盟国家;兴盛;覆灭
兴起于魏晋之际的鲜卑部落联盟，分布在我国现今北方大部分地区。由于受到中原政权及其他汉化政权的影响，他们在部落联盟基础上建立起了封建王朝，从而使这些国家中既有部落联盟制印记又有封建政权特征。虽然这些部落联盟国家存在时间长短不一、势力强弱不同，但无疑对我国历史进程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近年来关于鲜卑部落联盟国家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并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问世，主要有楼劲的《关于北魏开国时期的文明程度》[1]、杨荣春的《冲突与交融:五胡十六国时期北凉与周边政权关系研究》[2]和沈玉萍的《吐谷浑王国屡败屡兴之原因探析》[3]等，这些论文分别对北魏、北凉与吐谷浑等政权的发展轨迹及其与周边政权和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这也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既探讨了鲜卑部落联盟国家兴起的原因，更对鲜卑部落联盟国家覆灭后对后世民族和政权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以期能够通过对鲜卑部落联盟国家兴起及覆灭原因的比较，说明鲜卑族不同部落的发展特色以及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
一、鲜卑部落联盟国家的兴废
鲜卑部落联盟国家是建立在晚期鲜卑部落联盟基础之上的政权，主要包括拓跋部落联盟建立的代国，秃发部落联盟建立的南凉，乞伏部落联盟建立的西秦以及吐谷浑部落联盟建立的吐谷浑国等。鲜卑晚期部落联盟大都是原檀石槐部落联盟中的加盟部落。檀石槐部落联盟解散后，原西部之部落拓跋部从中分离出来，并通过兼并周边民族部落，建立起了以拓跋部为中心的部落联盟。该部落联盟建立后，积极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并采取“与晋和好”的外政方针，为部落联盟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使部落联盟出现了“百姓乂安，财畜富实，控弦骑士四十余万”[4]卷1:6的空前盛况。
西晋建兴三年(315年)，晋愍帝册封拓跋部部帅拓跋猗卢为代王，并以代、常山二郡作为其食邑，于是拓跋猗卢“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4]卷1:8。“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确立起了拓跋部落联盟的政治中心。拓跋郁律继任部帅后，“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4]卷1:9迅速壮大了部落实力。
拓跋郁律子拓跋什翼犍继任时，拓跋部的势力较以往有了更大的发展，加之他在广宁乌桓成长时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因此拓跋部建立政权的内外条件均已经具备。由是，拓跋什翼犍改其年为建国元年(338年)，“始置百官，分掌众职”[4]卷1:12，建立起了鲜卑民族历史上第一个拓跋部政权———代国。其时，“东自濊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4]卷1:12部落联盟有部众十万余人，疆域之广、声势之大，前所未有。拓跋什翼犍率部迁都云中郡之盛乐，并在盛乐故城南八里处兴建了盛乐新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南)。
自此，代国开始有了稳定的政治中心。建国二十八年(365年)，匈奴铁弗部在首领刘卫辰率领下脱离代国投靠前秦，引发了代国与前秦之间的矛盾，双方战事不断升级。建国三十九年(376年)，拓跋什翼犍被其庶长子拓跋寔君所弑，更为兴盛强大的前秦乘机灭亡了代国，拓跋政权在发展初期遭遇了重大挫折。前秦国主苻坚将代国领土以黄河为界划分为西、东两部分，分别由独孤部帅刘库仁和铁弗部帅刘卫辰统领。前秦政权在与东晋的淝水之战后(383年)不久崩溃，原来前秦统治下的北方各族乘机独立，拓跋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在贺兰部等原拓跋部落联盟成员的支持下收复了代国领地。
公元386年，拓跋珪代王位，建元登国，恢复了代国。登国元年四月，拓跋珪改称魏王，后又改代国为魏国，即历史上的北魏。拓跋珪通过离散部落、分土定居的方式从形式上改变了部落联盟国家的组织形式，削弱了加盟部落对皇权的掣肘。北魏后来又经历了几代皇帝的不断汉化，终于随着北魏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改革和迁都，北魏彻底去除了部落制国家的印记，变部落联盟国家为封建政权，实现了封建君主制的高度集权化。但到孝文帝之孙孝明帝时，其母胡太后擅权乱政，造成了“上下离心，文武解体”[4]卷74:1657“所在乱逆，土崩鱼烂”[4]卷13:339的局面，北魏由此陷入混乱。
权臣尔朱荣、高欢、宇文泰等人相继以武力控制朝政，最终造成了北魏的分裂，盛极一时的北魏就此消亡。鲜卑秃发部源自拓跋部，其部帅拓跋匹孤乃拓跋部部帅拓跋诘汾长子。由于拓跋诘汾将部帅之位传于幼子拓跋力微，拓跋匹孤乃率领所部脱离拓跋部西迁至河西雍、凉二州之间，并采用与“拓跋”同音而字异的“秃发”为部落名，建立起了以秃发部为中心的部落联盟，后又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南凉政权(397年)。南凉建立前，氐人部帅姚苌在关中攻杀苻坚、灭亡前秦，建立了后秦。前秦灭亡后，其将领吕光在凉州建立了后凉政权(386年)。
吕光死后，后凉陷入内乱，到后凉主吕隆时，南凉、北凉交相逼攻，后秦势力也逐渐渗透到河陇一带，对后凉压力逐渐增大，最后吕隆降于后秦，后凉灭亡(403年)。“其地三分。武昭王为西凉，建号于敦煌。秃发乌孤为南凉，建号于乐都。沮渠蒙逊为北凉，建号于张掖。”[5]卷14:435至此，河西地区已经成为南凉、西凉、北凉、后秦四大势力的角逐地。在这四大势力中，以后秦势力为最强，因而最初的争夺在南凉、西凉和北凉三方展开，沮渠蒙逊首先率领北凉军队灭亡了西凉(421年)，后又对南凉发动进攻。在此期间，匈奴铁弗部刘卫辰之子赫连勃勃建立了大夏政权(407年)，西攻南凉，南攻后秦。后秦在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年)亡于东晋刘裕北伐，随后赫连勃勃的大夏占有了关中等后秦故地。
南凉处于北凉和大夏的夹攻下，而此时的南凉国内则是危机重重，其国主“(秃发)傉檀外有阳武之败，内有边、梁之乱”[5]卷126:3151，在内外双重打击下，国力大不如前。东晋义熙十年(414年)，同是鲜卑族建立的西秦政权利用秃发傉檀率部西掠鲜卑乙弗部之时偷袭并攻占了南凉的都城乐都，南凉太子秃发武台与文武官员及百姓万余户被迁至枹罕，秃发傉檀乃降于西秦国主乞伏炽磐，南凉由是灭亡。西秦是由鲜卑族乞伏部落联盟建立的政权，建立之初一度受到外部的夹击而沦为后秦的附属国。
而后，乞伏部首领乞伏乾归、乞伏炽磐父子利用后秦受到多方进攻而一蹶不振之机，再度恢复西秦政权，但西秦的外部环境依然严峻。东边的大夏不仅巩固了对关中地区的控制，还不断窥伺西秦边界;南边的吐谷浑“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4]卷101:2235势力逐渐转强;西面的北凉在灭亡了西凉后，对西秦也由战略防御转为军事进攻。
西秦虽然在此时侥幸灭亡了南凉，但国内天灾人祸不断，乞伏炽磐之子乞伏暮末继位后，由于他“政刑酷滥，内外崩离，部民多叛”[4]卷99:2200，加之此时西秦国内又发生了大范围的自然灾害，造成了“民流叛者甚众”[6]卷121:3821。最终使西秦无力维持，在与大夏交兵时败于大夏，乞伏暮末投降被杀，西秦灭亡。吐谷浑源自鲜卑慕容部。慕容吐谷浑是辽东鲜卑慕容部帅慕容涉归的庶长子，慕容涉归死，幼子慕容廆继立，慕容吐谷浑率所部西迁，至于枹罕，子孙相承，建立起了部落联盟，其孙叶延时以祖父之名吐谷浑为姓氏和族名。至阿豺为部帅时，吐谷浑“兼并羌氐，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4]卷101:2235。并建立起了行国政权———吐谷浑国。吐谷浑国建立之初，曾一度为西秦的藩属国，至慕王继任吐谷浑王后，不仅摆脱了与西秦的藩属关系，而且多次出兵攻打西秦，直接加速了西秦的衰亡。大夏胜光四年(431年)，大夏主赫连定灭西秦后，渡黄河进攻北凉时遭吐谷浑袭击，赫连定兵败被俘，被吐谷浑送往北魏，大夏于此灭亡。
及至隋初，吐谷浑内有吕夸“屡因喜怒废其太子而杀之”[7]卷83:1843，造成的国内政局动荡，外受隋朝西进行动的军事打击而屡次战败，大片领地亦为隋朝所有，其国王伏允率部依附于党项。至“(隋炀帝)大业末，天下乱，伏允复其故地”[7]卷83:1845，再度恢复了政权。至唐贞观九年(635年)，本已归附唐朝的党项族和洮州羌族部落纷纷叛逃吐谷浑，唐朝联合突厥、契丹发动了对吐谷浑的夹击，吐谷浑战败，吐谷浑王伏允自缢而死，吐谷浑国再无反抗实力，成为唐朝属国。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谷浑为吐蕃所灭，故地尽入于吐蕃。
鲜卑政权建立在部落联盟基础之上，各部落联盟的加盟部落都是以地域为中心选择加入部落联盟，这也造成了各部落联盟中民族成分复杂。其中拓跋部落联盟的主体是鲜卑，但国内人数最多的民族却是汉族，此外还有匈奴、乌桓等民族居民大量存在。而秃发部源于拓跋部，因而其内部民族与拓跋部落联盟大体相同，只是由于其居地与汉人聚居地较远，因而部落联盟中人数最多的民族仍是鲜卑族，但乞伏部落联盟和吐谷浑部落联盟则由于活跃于西部地区，进而造成其内部有数量众多的当地土著民族氐族和羌族部落的加入，这也造成其内部民族成分更为复杂。
由于各部落联盟民族构成不同，不仅造成其各自政权内民族势力强弱不等，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更对这些政权覆灭后各民族的走向有着直接的影响。北魏建立后通过不断的对外扩张，基本统一了我国北方地区。随着其疆域版图的扩大，汉族取代鲜卑族成为当时北魏国内人数最多的一个民族。为了缓解汉人与鲜卑人之间的民族矛盾，北魏皇帝积极推广汉文化，并引入了在汉人心中根深蒂固的门阀制度，积极倡导鲜卑贵族与汉人门阀世族间的等级婚姻。特别是经过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后，鲜卑人与汉人间实现了广泛的通婚，进而使鲜卑人与汉人高度融合。
因此，在北魏灭亡后，国内鲜卑族大都融入汉族之中。随着各民族政权间的混战，南凉为西秦所灭，其国中贵族与文武及百姓万余户被迁往枹罕。同样，西秦为大夏所灭，其国内所部势力为大夏所控制，随后大夏又被吐谷浑所灭，这些鲜卑部落势力大都为吐谷浑所控制。及至隋唐时期，党项族居地“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7]卷83:1845，成为活跃于今四川、甘肃、青海三省境内的重要民族。党项兴起之初，依附于吐谷浑，并配合吐谷浑对外作战，这也使党项与吐谷浑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吐谷浑国衰败后，长期居于此地的鲜卑部落便进入党项，成为其中势力较大的部落，并最终成为党项族的一部分。
二、鲜卑部落联盟国家兴废的原因
鲜卑国家自建立之时起，始终将国家的重心放在对外征战上，而不是放在发展农业自给自足上。这也造成了鲜卑政权之间以及鲜卑政权与周边政权之间战事不断。战争极大地消耗了这些政权的国内资源，最终导致鲜卑政权的全部覆灭。
1.鲜卑政权灭亡的整体原因
鲜卑是兴起于我国北方地区的古老游牧民族，长期的游牧生活使他们养成了“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8]卷30:832的生活习性，他们“日弋猎禽兽，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8]卷30:832。
此时鲜卑人生活物资全部依赖畜牧业，水草丰美、气候适宜的优良牧场就成为鲜卑部落竞相争夺的资源，也造成了他们对武力的推崇，并将“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9]卷90:2986。这一状况在鲜卑部落联盟中也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拓跋部落联盟部帅拓跋绰和拓跋猗卢分别由于“雄武有智略，威德复举”[4]卷1:5和“天姿英特，勇略过人”[4]卷1:7而被推选为部帅;吐谷浑部落联盟部帅吐延“身长七尺八寸，雄姿魁杰，羌虏惮之，号曰项羽”[5]卷97:2538。其后继者视罴亦“性英果，有雄略”[5]卷97:2540。部落联盟国家建立后，仍延续了鲜卑族尚武的传统，这也直接导致了鲜卑政权热衷对外征战，以至史书中对鲜卑政权皇帝的记载无一不从夸耀他们的武功开始。
以北魏、南凉、西秦和吐谷浑国为代表的鲜卑部落联盟无一例外地将对外征讨、扩张领地作为基本国策。战争胜利者虽然能够从战败之国那里掠夺人口、牲畜乃至领地，但战争的伤亡却也极大地消耗了国内的人口、牲畜和武器，无形中也削弱了国家的综合国力，而战败国则不仅要面临人口、牲畜和领地被掠夺，更会有国家灭亡的危险。如义熙六年(410年)，秃发傉檀“伐沮渠蒙逊，掠临松人千余户而还。蒙逊大怒，率骑五千至于显美方亭，破车盖鲜卑而还”[5]卷126:3152。
在此次战争中，南凉与北凉互有伤亡，南凉从北凉处掠夺了人口，而北凉亦通过打败南凉部落获取了人口和物资。战争极大的削弱了双方的国家实力，加速了他们各自的衰亡。此外，在鲜卑部落联盟建立后，部落联盟内的小部落也仍然存在，他们“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9]卷90:2979。有着极大的自主性，这些部落的部帅仍然负责管理本部事物，只是在对外战争中需要接受部落联盟的调遣，与其他部落协同作战。一旦部落联盟战败，他们便会迅速四散而逃，有时甚至会造成部落联盟的瓦解。部落联盟国家建立后，这种状况也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部落联盟国家实力转弱或战败后，其中的一些部落便会脱离政权，投靠其他强国或战胜者。如在北凉与南凉的战争过程中，“(沮渠)蒙逊进围姑臧，百姓惩东苑之戮，悉皆惊散。叠掘、麦田、车盖诸部尽降于蒙逊。”[5]卷126:3153最终导致了南凉的全面战败，被迫向北凉求和并迁都。
2.鲜卑政权灭亡的个体原因
除了尚武好战消耗了国家的人口、财富外，通过对比我们还可以发现，鲜卑政权的灭亡也有着明显的个体原因，这些原因直接影响着政权的存续时间。后凉吕氏政权灭亡后，在属地中同一时期内建立起了西凉、南凉和北凉三个政权，而后凉吕氏的本部势力则几乎全部为后秦所有。由是，河西地区逐渐成为南凉、西凉、北凉、后秦四大势力的角逐场。
在这四大势力中，以后秦为最强，战争首先在南凉、西凉和北凉这三个政权间展开。其中南凉由于同时与北凉、大夏作战，造成了国家经济和军事上的困境，而成七儿叛乱和梁裒、司马边宪等七人谋反，则造成了国内政局动荡。致使后秦有机会进攻南凉，给濒临崩溃的南凉以沉重的打击。西秦则乘南凉西征鲜卑乙弗部之机突袭南凉都城，直接灭亡了南凉政权。如果说南凉的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外因，内因是次要原因的话。那么，西秦灭亡的主要原因则是内因。
西秦乞伏乾归复国后，就面临着来自其西、东、北三面的北凉、后秦和大夏国的威胁，与此同时，国内民族矛盾也不断上升。被西秦主乞伏炽磐强行迁往枹罕的羌人和汉人首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不久，西秦国内又发生了吐谷浑部帅握逵等率部叛归吐谷浑的事件，这些不仅直接削弱了西秦的军事实力，更直接撼动了西秦的政局稳定。加之乞伏暮末继任后“政刑酷滥，内外崩离，部民多叛，人思乱矣”[4]卷101:2199。与此同时，西秦又“自正月不雨，至于九月，民流叛者甚众”[6]卷121:3821，使西秦无力维持，只得率部退往南安郡。
随即，南安城内也爆发了羌人起义，西秦国内官员开始频繁外逃，西秦主被迫投降然后被杀，西秦灭亡。与南凉、西秦覆灭于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不同，北魏和吐谷浑则分别亡于内部的民族矛盾和外部的军事进攻。北魏自太武帝统一北方后逐渐转强，孝文帝继任后，通过迁都和汉化改革，实现了鲜卑民族的全面汉化。但全面的汉化变革却直接造成了北魏北方六镇鲜卑贵族经济、政治、军事特权的丧失，使他们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引起了他们极大的不满。
此外，孝文帝南征和建设洛阳又将国家财力消耗殆尽，自宣武帝以后，在财力和粮食匮乏的情况下，北方六镇叛乱不止。加之此时宣武帝又“委任高肇，疏薄宗室，好桑门之法，不亲政事”[6]卷146:4556，导致了以高肇、于忠为代表的一批权臣当道，朝廷内派系林立、倾轧不已。孝明帝继位后，生母胡太后掌权，由于她施政不力，造成朝廷内“文武解体，所在乱逆，土崩鱼烂”[4]卷13:339的严重后果。孝明帝与胡太后母子间的权力争夺更直接造成了以尔朱荣为代表的武臣当道，成了北魏乱亡的直接原因。尔朱荣被杀后，其手下将领高欢和宇文泰分别拥立新君，北魏由是分裂为东魏、西魏。
不久，高欢子高洋废东魏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宇文泰子宇文觉也废西魏恭帝自立，是为北周。由是，拓跋部政权最后的根基完全崩溃，北魏彻底覆灭。吐谷浑是鲜卑部落联盟政权中最后一个灭亡的。在其他鲜卑政权忙于争夺领地之时，由于吐谷浑实力相对较弱，很少参与其中，这也使他们能够在乱局中得以维系自身，并在周边民族政权相继灭亡后，收编其残余势力而逐渐壮大。及至隋初，在隋朝和铁勒的联合打击下，吐谷浑战败，依附于党项。至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归附唐朝的党项族叛归吐谷浑，引发唐朝与突厥、契丹等族对吐谷浑的联合军事进攻，吐谷浑王伏允战败，吐谷浑国名存实亡。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兴起于吐谷浑南边的吐蕃对吐谷浑发动攻击，吐谷浑战败，属地尽为吐蕃所占，吐谷浑王诺曷钵内附于唐，吐谷浑国就此消失。
三、鲜卑部落联盟国家的影响
建立于部落联盟基础上的鲜卑政权如雨后春笋般骤然出现并兴盛一时，但又迅速土崩瓦解，鲜卑民族也随之消失，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解之处。但这些鲜卑政权仍对我国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并未随着鲜卑政权的消亡而消失，而是长期存续下来，有的一直影响到今天。
1.积极影响
首先，鲜卑民族国家积极处理国内民族矛盾，直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在鲜卑部落联盟兴起之时，其内部就存在着众多民族，建立于部落联盟基础之上的鲜卑政权，也延续了部落联盟时代多民族混居的状况。在鲜卑部落联盟中，除了一直以来共生相处的鲜卑、乌桓和部分“自号鲜卑”的匈奴部落外，拓跋鲜卑部落联盟中还出现了来自高车族的部落。秃发部落联盟则由于“岭南羌胡数万落皆附之”[5]卷126:3141，从而在部落联盟中出现了羌族部落的身影。
乞伏部落联盟又增加了聚居区域内的氐族和羌族部落。吐谷浑部落联盟中的鲜卑成分较其他部落联盟更少，氐族和羌族部落成为人数最多的部落。此外，随着他们对中原用兵以及战争的不断深入，很多汉族居民或是被他们以武力掠夺入部落联盟内，或是为了躲避战乱而主动来归附。众多民族部落的存在造成了建立在部落联盟基础上的各鲜卑政权都是多民族共同体，能否解决好民族问题就成为决定这一时期鲜卑政权是否稳固的关键。
西秦就是由于解决民族矛盾不利，造成国内民族起义不断，从而牵制了国家的军力，更造成了政权的动荡，直至亡国。而对民族矛盾解决比较成功的，国祚就比较长久，政权也相对稳定，北魏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北魏自建国后便开始不断地对外用兵，战争不仅扩张了北魏的国家领地，更使战败国的军民被掠入北魏，补充了战争带来的人口消耗，但这也加剧了国内的民族矛盾，其中尤以汉族与鲜卑族人数最多，二者的矛盾也最为突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北魏皇帝先采取胡汉杂揉的方式改革官制，后又将汉人的门阀世族制度引入北魏，建立起了兼及鲜卑与汉人的世族制度。
此外，孝文帝还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汉化改革，并通过对鲜卑族语言、文字、服饰乃至姓氏的全面改革，实现了鲜卑族的全面汉化，缓和了国内的民族矛盾，也为日后的北方民族大融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由于鲜卑国家大都笃信佛教，热衷于兴修寺庙和石窟，为后人留下了众多佛教文化瑰宝。在古代社会，宗教信仰影响着人们的民族情感，共同的宗教信仰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石。
早在汉代，佛教就已经传入了中原地区并为汉人所接受，但鲜卑族原居朔漠，对“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4]卷114:3030。他们自“先世以来恭事天地名山大川”[10]册50:392。随着鲜卑政权内汉人的不断增多，佛教也开始在鲜卑政权内传播，并逐渐为鲜卑人所接受，特别是随着鲜卑族汉化的逐渐深入，他们最终也成为虔诚的佛教信徒和推广者。北魏建国初期，道武帝就以推广佛教信仰来笼络归附的汉人，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4]卷114:3030。明元帝在“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4]卷114:3030。
孝文帝又兴建了建明寺、思远寺、报德寺。宣武帝也兴建了景明寺、瑶光寺、永明寺等寺庙。此外，孝文帝、宣武帝和孝明帝在位期间分别开凿完成了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和巩县石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艺术遗产。在皇帝的积极倡导下，佛教在北魏境内迅速传播，“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4]
卷114:3039南凉在秃发利鹿孤执政时期，就已经传入了佛教，并得到了国家的推广，甚至还在国内出现了佛教高僧“出入街巷百姓并迎为之礼”[10]册50:392的景象。除了寺庙的修建和石窟的开凿，佛经的大规模翻译和名僧的盛名传播都成为当时重要的社会事件。虽然偶有灭佛事件，但总的来说，鲜卑国家以政治力量推进佛教的传播，使佛教成为国民共同的宗教信仰，不仅有利于缓和国内民族矛盾，稳定国家统治，更奠定了各民族相互交流、相互认同的情感基础。
第三，鲜卑国家极高的女性地位，也有助于后世王朝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地位的提升。建立于部落联盟制之上的鲜卑政权由于在奴隶制发展尚不成熟的阶段就已步入了封建社会的行列，因而在其社会生活中还保留有鲜卑族的婚姻习俗，即“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娶之礼。婿随妻归，见妻家无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8]卷30:832。
从这些婚俗中可以看出，鲜卑男性不仅要在婚后到妻家服役，其最初独立生活的物资也都来自妻家，这也造成鲜卑族中有着“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8]卷30:832的传统。妇女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她们不仅在家主事，更积极参与对外交往活动，上层妇女更善于利用母家势力参与部落权力传承，进而自己主导部落事务。
在部落联盟时代，鲜卑族尚未形成嫡庶观念，部帅的传承只是禁锢在一个家族之中，前任部帅的兄弟子侄都是合法的继承者，这也造成部帅之位的争夺异常激烈，他们母族或妻族的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部帅继承人选如果出于母族或妻族的支持而能够胜出，一旦他们继任，其所依靠的母族或妻族部落也会获得巨大的权力，有时贵族女性在支持丈夫或儿子继任后，自己则成为部落的实际掌权者，并一度使部落联盟出现“女国”之称。
这些独特的习俗造就了女性在鲜卑部落中极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也使鲜卑妇女有着极强的参政、理家的意愿。而她们的参政之路也并未遇到中原汉族政权那么大的阻力，即便在建立政权后，鲜卑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并未受到影响。强烈的参政意愿造成北魏政坛上多次出现以贺太后、窦太后、常太后、冯太后、胡太后为代表的诸多太后临朝称制，在民间也出现“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11]卷1:48的现象。无论是参与国政还是主持家务，无疑都是鲜卑妇女较高社会地位的直接体现，这种母权制影响一直延续到了唐朝，从而形成唐代妇女地位明显高于其后历代王朝的特点。鲜卑政权灭亡后，鲜卑族也随着汉化的推行而融入北方汉族中，这也直接造成北方汉人妇女在家庭中也有着较高的地位，并逐渐成为固有的家庭观念之一，一直延续至今。
2.消极影响
尚武习俗作为游牧民族的显著特征之一，在鲜卑族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无论部帅还是部民，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热衷于习练武艺。君臣上下普遍尚武直接造成鲜卑政权频繁对外用兵，战争虽然可以扩张领土、增加人口和牲畜数量，但也极大的消耗了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南凉曾于东晋隆安五年(401年)和义熙六年(410年)两次派兵突袭北凉，俘获北凉人口达万余户。义熙六年(410年)，北凉王沮渠蒙逊亲率五千骑兵袭击南凉的显美郡，大败归附南凉的鲜卑车盖部。
在南凉与北凉的频繁战争中，双方互有伤亡，不仅消耗了两国的有生力量，更极大地浪费了国家的财力物力，为两国日后的衰亡埋下了祸根。北魏孝文帝继位之时，北魏已经统一了我国北方地区，为了实现北魏皇帝一直以来统一南北的夙愿，他多次率兵南伐，并“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4]卷7:178，又“诏冀、定、瀛、相、济五州发卒二十万，将以南讨”[4]卷7:183。但北魏的南伐却以失败告终，由于南伐严重损耗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为日后北魏的衰败埋下了隐患。
可以说，鲜卑部落联盟国家时期以武力建国，建立政权后虽然也有过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阶段，但在举国上下崇尚武力的态势下，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频繁对外征战。战争虽然能够为战胜国带来些许利益，但最终却将交战双方的人力、武力、财力消耗殆尽，给交战双方的人民造成生活困境，致使国内起义不断，并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覆灭。此外，十六国时期战乱频发，人民流离失所、生活困苦。为了缓和民族、阶级矛盾，统治者常利用佛教学说达到维系人心、稳固统治的目的。
各鲜卑政权大都在国内推行佛教，加之佛教赈济灾民的行为和“因果报应说”迎合了当时全境上下的心理需求，佛教信仰在鲜卑政权统治内迅速普及。以北魏为例，道武帝建国之初即将佛教引入国内并加以推广，他不仅建立了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还设立讲堂、禅堂及沙门座，并以佛教高僧法果为沙门统，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僧官制度。文成帝复兴佛教后，在中央设监福曹作为中央僧官机构，并在地方各州设僧曹，管理地方僧务。在北魏，“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
……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4]卷114:3037在国家的倡导下，皇帝、太后、官员以至宦官都十分热衷于兴建佛寺，其中宣武帝先后建景明寺、瑶光寺、永明寺;灵太后建永宁寺;灵太后从姑建胡统寺;太傅、清河王元怿建景乐寺;权臣尔朱世隆建建中寺;宦官刘腾建长秋寺;其他众多宦官则共同建造了昭仪尼寺。闻名于世的龙门、云冈等石窟也于此时开始开凿。
至北魏末年，国内僧尼总人数已多达二百余万人，建立寺庙三万余座。修建如此众多的寺庙、供养为数众多的僧尼，不但耗费了国家的财力，而且许多居民或出于信仰、或为了躲避罪责而成为僧祇户、粟及寺户，这都造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从而使国家面临困境时，无法为国家提供有效的财力保障，最终导致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加剧了国家的衰亡。
综上所述，从共性上说，鲜卑族固有的尚武习俗，造成了鲜卑族国家巨大的军力消耗;而部落联盟时代的部落建构，更使建立在部落联盟制基础上的鲜卑政权内部存在着巨大的离心力。从个性上说，南凉、西秦都是在内外力共同作用下灭亡的，其中南凉的灭亡主因在于外部的军事进攻，而西秦的灭亡主因则在于内部的人民起义;与他们不同的是，吐谷浑和北魏的灭亡则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吐谷浑亡于外部的军事战争，北魏则亡于内部的权力争夺。鲜卑政权对于促进北方民族大融合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其建造的寺庙，翻译的佛经，尤其是开凿的佛教石窟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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