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8-11-02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十分重视政治动员工作。抗战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抗战形势，中共南方局在国统区开展的政治动员工作，在动员的策略上强调结合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动员的方式，将合法动员与非法动员相结合;在动员的内容上强调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政治民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十分重视政治动员工作。抗战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抗战形势，中共南方局在国统区开展的政治动员工作，在动员的策略上强调结合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动员的方式，将合法动员与“非法”动员相结合;在动员的内容上强调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政治民主化发展相结合。通过这些灵活的动员策略，南方局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仅促进广大民众坚持抗战，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同时也推动了国统区政治民主进程的发展。
[关键字]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民众,政治动员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华民族空前严重的生存危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坚持执行片面的抗战路线，严重阻碍了全民抗战氛围的形成，致使抗战初期正面战场节节败退。随着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军的侵华方针开始发生改变，国民党的抗战政策出现了逆转。面对国统区日益严峻的形势，为了推动抗日民主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四川、贵州、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江西、江苏、上海和港澳等地区)的党组织活动。
一、抗战时期南方局开展政治动员工作的特点
(一)公开动员与隐蔽动员相结合
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政权对中共的敌视，南方局在国统区始终处于秘密的工作状态，需要通过八路军办事处或者《新华日报》等公开机构的名义开展工作。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在军事上放松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压迫，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本质开始逐渐显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指出：当前“党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1](P756)。这就指明了在国统区利用合法的形式开展动员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如列宁所说：“秘密工作同必须利用的‘合法机会’配合起来”[2](P10)。
面对国民党投降危险的增加，动员民众坚持抗战就成了南方局面临的首要任务。面对汪精卫投降日本对民众抗战信心造成的严重冲击，南方局积极运用公开机构报道正面战场的形势，帮助民众了解时局，坚定了民众的抗战信念。南方局先后组织《新华日报》刊发《斥汪逆伪国民党全代大会》和《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对时局的意见》等社论，批判了国内死灰复燃的妥协投降势力。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不断壮大，国民党加强了专制独裁统治，甚至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经国民政府批准，准予公开发行的报刊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面对这一严峻局面，为了推动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南方局注意抓住各种时机，开展民众动员工作。
如发动了“胡世合运动”，在国统区掀起了争取民主自由的大规模民众运动。南方局一方面通过《新华日报》向广大民众披露了事件的原委，另一方面通过领导《现代妇女》《时代评论》《华西日报》等进步刊物，用尖锐的文字向广大民众呼吁：“非民主不能动员国力，非民主不能强化团结，非民主不能澄清吏治，非民主不能激扬士气，非民主不能增加外援，非民主不能准备进攻与反攻”[3]，通过公开的形式，动员民众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政策，争取民主权益。为了适应国统区政治环境发生的新变化，南方局通过领导大量的外围组织和公开的合法团体，隐蔽地在国统区开展“非法”的动员活动。通过组织党员加入国民党官办的合法团体和机构继续开展动员工作，将部分国民党的组织机构变为实际上接受中共影响的机构。
其中，在国民党四川当局组织建立的12个海员工会中，就有8个自觉的接受南方局的领导。又如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原本是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的政府机构。南方局通过协助郭沫若开展工作，不仅抵制了国民党的反动行径，还使得国民党负责开展国民党政治宣传的机构，成为了实质上是受中共领导的动员机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本是国民党桂系为了抵制蒋介石的势力渗透而创建的地方建设类院校。
南方局通过团结国民党桂系，推荐中共党员、著名教育家杨东莼担任校长，成功的将这所花国民党钱创办的学校，变成了接受中共政治主张、宣传抗日民主的机构。通过运用与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南方局还打入国民党机关内部开展工作，如共产党员何世庸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董必武指示何到国民党西安盐务总局工作，以公开的身份作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董必武的秘书侯旬有一个亲戚同广西国民党上层人士有联系，董必武利用这个关系将侯派往广西当县长，以公开身份做掩护，深入开展动员工作。
南方局还领导建立了大量的外围组织，并通过这些外围组织开展动员。在湖北，京应县的民众在南方局领导下，建立了拥有15万民众参加的组织“抗日十人团”;在四川，南方局领导进步民众建立了四川省抗敌后援会、成都青年抗敌协会、工人民主工作队等组织;在两广，南方局协助进步民众，建立了中山大学爱国民主运动协会、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广西战时工作团等外围组织;在云南，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革命骨干，在昆明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主青年同盟、民主工人同盟等进步组织。
在华西大学建立了皖南事变后第一个公开的进步群众组织——时事研究会;在燕京大学，南方局利用教会大学中群众性的宗教组织，以“团契”的形式组织进步青年，成立了未名团契社、星星、协辉等多个“据点”。南方局还协助各党派和社会团体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苏文化协会等公开的外围组织，有力推动了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尤其是抗战后期，广大民众同国民党顽固派坚持独裁统治之间的矛盾已经愈发不可调和。“胡世合事件”后，南方局通过领导重庆电力公司产业工会，开展广泛的宣传动员，在国统区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特斗争，为推动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结合时局灵活调整动员策略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片面的抗战路线，导致国民政府的抗战动员宣传不力。“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1](P480)。为了在国统区更好地开展动员工作，南方局通过灵活调整动员策略，达到了团结社会各阶层的目标，从而实现了孤立敌对势力的效果。随着日本侵华策略的转变，国内妥协投降的势力开始抬头。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定民众的抗战信心。
中共中央迅速调整了动员的方针，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主张团结包括国民党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共同开展“讨汪”运动。南方局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组织《新华日报》刊发社论《拥护政府重申惩治汉奸条例的命令》，呼吁“前方将士和后方民众都应当一致表示，对于这个决定和命令的拥护热忱和对于民族叛徒的仇恨和声讨”[4]。不仅如此，南方局还注意利用各种场合动员和团结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打击汪派投降势力。
中共参政员林祖涵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拥护蒋委员长严斥近卫声明，并以此作为今后抗战国策之唯一标准案》[5](P110，111)。表明了中共坚持团结抗战，支持国民政府粉碎汪日阴谋的立场。为了在“讨汪”运动中进一步团结国民党，周恩来专程同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伦会面，商讨国共两党共同进行“讨汪”运动的问题。
国共两党的合作，不仅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还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推动了“讨汪”运动在全国范围迅速地发展。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态度开始出现妥协倒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的对内政策开始发生逆转，陆续制定了一系列“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文件。为了推动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南方局及时调整了动员策略。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后，南方局通过争取小党派和中间分子，推动国统区各党派和社会团体先后成立了各种以抗日民主为宗旨的组织。
在南方局的领导下，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的2000余名师生，联合举行了全市纪念抗战时事晚会。20多位与会的著名学者痛斥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呼吁广大学生和民众坚持抗战、争取民主和自由。中共云南省工委还组织了昆明3000余名民众纪念五四运动的集会，大会在揭露蒋介石的反动政策的同时，呼吁实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拒绝成立联合政府的行为，遭到了广大民众的强烈谴责。
皖南事变发生后，南方局通过及时地调整动员的策略，实现了同各民主党派紧密的协作，促使各中间党派开始左转同中国共产党联合，从而实现了孤立国民党顽固派的目标。南方局通过宣传建立联合政府，引导社会各界人士展开斗争，推动了国统区政治民主化进程。救国会、第三党、职教社等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积极响应共产党的主张，极力反对召开“一党国大”。1945年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宣言公开反对蒋介石强化独裁专制的行径，对其坚持召开“一党国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三)重视发挥党员群体的作用
面对国民党日益加剧的反共倾向，南方局通过执行“三勤”“三化”的工作方针，运用隐蔽的合法途径继续开展动员工作。1939年7月，南方局发出秘密工作条例，要求国统区的各级共产党组织严格实行“三勤”“三化”，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变为基本上秘密的形式。1942年，南方局派党员李晨、赖卫民到贵州开展工作。他们以学校职员的身份作为掩护，按照“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政策，在国统区建立起开展活动的“据点”，在隐蔽中开展动员工作，团结并影响了一大批进步的师生。
为了应对时局的变化，中共云南省工委将部分党员和进步的记者隐蔽在《云南日报》《中央日报》等报社中。他们利用职业之便，想方设法削弱报刊的反动宣传力度，加强宣传团结抗战和民主进步。此外，在云南公开或秘密出版发行中共党刊和革命理论著作的有：共产党员刘浩等人在昆明秘密出版的革命刊物《战斗月报》;孙起孟、蒋仲仁等在昆明开办的进修出版教育社;共产党员孙仲宇、周天行开办的康宁书店;共产党员李天柱开办的高原书店;进步人士李公朴在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下创办的北门书屋等。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引导广大民众认清形势，动员民众走上革命的道路。
二、抗战时期南方局开展政治动员工作的成效
(一)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
实行全面的抗战路线，是打败日本侵略者最有效的途径，也是夺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因素。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1](P387，388)。为了发动广大民众投身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P511，512)，发动全国的民众，是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政治动员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南方局通过《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党报党刊，对抗战形势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多次空袭国统区的城市，致使广大民众的生活日益艰难。南方局通过报刊等公开的媒介，以发表社论的形式向民众介绍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通过谴责日军的侵略行为，激发了民众对受难者的同情，进而提高了民众对抗日战争的热情。随着国民党的抗战方针日益倒退，国统区民众的抗日热情被进一步压制。南方局通过领导公开的外围组织和秘密的“据点”，深入民众中隐蔽地开展动员工作。
1939年10月，在南方局的领导下，衡山师范学院组织成立了抗日救亡团体“怒吼剧团”，他们通过生动的演出激起了全县各界民众的救亡热情。广大民众还纷纷通过募捐支前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抗日热情，在衡阳县各界妇女发起的捐献“湘妇女号”活动中，东乡泉溪市一位85岁的老太太在身患重病之际立下遗嘱，将家中的2万银元全部捐献以作购买飞机之用。广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发动广大妇女发展生产、做军鞋冬衣、慰问军属，并为出征的军人代耕、代劳、代写家书等。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共南方局通过开展政治动员工作，有效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军民共同坚持抗战，为取得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人民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斗争”[7](P253)。
(二)增强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并非只是一个实用的斗争策略，而是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相符合的理论。通过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政治认同，并逐渐发展成为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抗战时期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大分化，新组合”的新时期，也是各民主党派活动的活跃时期。
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对自身的政治归宿和政治认同做出了选择，并根据政治取向的不同开始了重新的分化和组合，构成了现代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在这个时期哪个政党能够实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将自身的政治纲领传递给社会各阶层的广大民众，就能够获得广大民众的政治认同，从而为自身积聚大量的政治合法性资源。
不仅如此，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及对共产党员起核心作用的刊物如《救亡日报》《国民公论》等，还通过刊登边区抗战文学作品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著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政策，动员国统区的广大民众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民主运动中。如毛泽东于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和《解放》杂志上发表后不久，《新华日报》桂林分馆便在国统区印发了《中国文化》创刊号和《解放》杂志。
此外，共产党员、文化人士胡愈之创办的《文化供应社》，还于同年6月在桂林公开出版发行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单行本。与此同时，在南方局的领导下，边区进步文化人士的抗战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也在国统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尤其是边区创作的抗日歌曲，如《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军民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更是深受国统区民众的喜爱，被广大民众广泛传唱。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事业。
中国共产党自抗战爆发后，不仅领导了根据地民众的抗日斗争，而且还通过中共中央南方局采取多种形式，对国统区民众开展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工作，领导国统区的广大民众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南方局领导开展的政治动员，与边区抗日民主运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与边区的抗日民主运动遥相呼应、相互配合，有力地调动了民众抗日救国的积极性，从而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为夺取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列宁全集(3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中国当前的民主运动[N].华西日报，1944-05-22(1).
[4]拥护政府重申惩治汉奸条例的命令[N].新华日报，1939-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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