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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文化领域作者合著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

发布时间:2019-06-28 11:41所属分类:科技论文浏览:1

摘要:文章选取CNKI数据库收录的20082017年间有关藏书文化相关内容的文献信息,利用Excel软件对合著作者所形成的矩阵进行构建,并从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子网结构、网络密度、网络距离、中心性以及小团体五个方面对该领域的合著作者利用UCINET软件进行分析,揭示

  摘要:文章选取CNKI数据库收录的2008—2017年间有关藏书文化相关内容的文献信息,利用Excel软件对合著作者所形成的矩阵进行构建,并从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子网结构、网络密度、网络距离、中心性以及小团体五个方面对该领域的合著作者利用UCINET软件进行分析,揭示了国内藏书文化领域10年间的作者合著网络详情,以促进藏书文化领域的学科交流与发展。研究表明,在我国的藏书文化领域中,作者合著网络连接不紧密,网络的整体中心度数值比较低,团体间的合作强度不高。

  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藏书文化;作者合著网络;UCINET

大学图书馆学报

  科学研究中的合作关系日益成为影响科学生产能力发挥的巨大力量,对于资源共享、思想交流、知识传播、信息获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社会网络分析(SocialNetworkAnalysis,SNA)是对社会网络中行为者之间关系的量化研究,它是研究学科领域中各种合作关系的一种基本工具[2]。藏书文化研究的热潮最初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但真正发展的时期要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该领域最初的作者合著是在藏书史方面,主要以书籍的合作为主,例如李希泌、张淑华的《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

  然而在期刊文献方面,虽然有较大数量的藏书文化研究,但学者大多以自己的研究主体方向进行,与其他作者的交流与合作较少。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期刊作者合著角度深入研究我国藏书文化领域现状,这不仅可以全面系统地揭示我国藏书文化领域作者合著情况,也可以从侧面反映我国藏书文化领域的整体水平。

  1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文选择CNKI(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来源,以“藏书文化or藏书家or藏书楼”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时间限定为2008—2017年,期刊来源选定核心期刊、CSSCI,共检索到914条数据。对914条数据进行筛选,删去无作者文献、消息类文献、重复性文献等无关数据,最终得到853条数据。

  1.2研究角度

  社会网络分析法中对于合著作者关系的分析方法很多,每种方法都从不同的方面诠释了作者之间的连通程度以及其自身的影响力。笔者从中选出五个分析方法,利用UCINET软件对我国藏书文化领域的核心作者合著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1)子网结构子网结构是社会网络分析里的类似于“小团体”结构,它大致分为孤点型、双核型、桥梁型及核心型。分析子网结构可以发现核心作者合作的次数多少,以此来了解该领域内核心作者的合作关系的强弱。

  (2)网络密度网络密度是社会网络分析中最常用的测度之一,分析密度可以发现藏书文化领域内核心作者联系的紧密程度。一般情况下,子网里面的节点间线连接是最多的,它们的密度相比其他节点而言就要大的多。我们可以从UCINET软件得出的具体数值中分析合著作者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

  (3)网络距离网络距离指的是网络中任意两个节点之间交流所需经过的连线数,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藏书文化领域内核心作者间相互交流平均需要经过的节点数目。

  (4)中心性分析在社会网络中,个体的中心度用来描述该个体在网络中所占据的核心性,也就是其在该网络中所体现的重要程度。对藏书文化领域内的核心作者进行点度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分析,可以得出各个核心作者在该网络中的位置及其资源控制能力。

  (5)小团体分析小团体是社会网络中有相同点而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在社会网络分析中,常利用小团体分析对一个社会网络群体进行聚类[3]。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中的凝聚子群分析法对藏书文化领域的核心作者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些核心作者之间具体的紧疏关系,并利用小团体分析得出该领域核心作者的聚类情况,进一步揭示该领域核心作者间的合作趋势。

  1.3研究工具

  UCINET软件不仅可以读取文本文件、Excel文件等不同格式的文件,还能快速有效地处理大量的网络节点,有很强的矩阵分析功能。所以,在本文中笔者利用Excel软件首先输入25*25的矩阵数据,然后将矩阵导入UCINET软件进行分析并利用Netdraw可视化软件形成作者合作网络图。

  2实证研究

  2.1数据收集及预处理

  2.1.1作者总体合作情况分析

  本文对853篇文献的作者合著论文篇数、所占比率等进行初步分析,忽视作者重名情况。表1可以清楚地看到2008—2017年间,我国藏书文化领域文章数量呈增长态势,同时这10年间,合著论文量也呈现较快增长趋势,整个变化趋势与总的论文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在2009—2015年,我国藏书文化领域的作者合作率呈现较高增长率,最高达到22%,说明近些年藏书文化领域的学者进行信息交流、知识共享相对较多,因此10年来我国藏书文化领域的整体发文量和合著量都呈上升趋势。

  利用Excel软件进行统计发现,文献中署有作者姓名的期刊一共853篇,其中属于合著的论文有146篇,占其期刊总数的17.00%。从知网上统计的文献作者共1187位,合著作者为312位,占其总作者数的26.28%。笔者从相关资料中发现,有两种指标能对作者合作情况进行分析说明。其计算公式:①合作度=(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作者总人次/(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论文总数;②合作率=(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合作论文数/(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论文总数[4]。

  根据此计算公式,可以得出我国藏书文化领域的核心作者合作度为2.14,合作率为17.00%。从中可以看出,该领域核心作者之间的合作程度比较低。表2也揭示了作者合著所占论文总数的比例较低。可见,我国藏书文化领域的核心作者在学科研究的合作程度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1.2核心作者群选取

  社会网络分析作者合著情况,视作者合著为一张人际社会网结构,其中一个节点表示一位作者,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5]。如若对全部作者进行矩阵构建,既无法突出重点,也使得研究效率低下、准确性不高。所以,笔者从312位合著作者中选取相应的核心作者进行分析,使其实践结果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在普赖斯定律里,核心作者的论文下限数可以表示为:M=0.749(Nmax)1/2,Nmax为最高产作者的论文数[6]。通过计算得出,最高产作者发表期刊的数量为9篇。此时,M取值为2.2,根据相关定义取其邻近数值的最大整数,得出M=3,即发表3篇以上期刊者为核心作者。总结得出核心作者共44位,其中独著者有19人,除去19位独著者,本文共统计25位有合作关系的核心作者。

  笔者将筛选出的25位核心作者用1—25号表示,名字与序号的对应关系见表3。在Excel文本里将核心作者的数据列为25*25的矩阵。通过对核心作者的矩阵分析,可以得出作者之间的合作情况,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该领域的作者合作现状。

  2.2子网分析

  第一种为孤点型,即个人进行独立研究,不参与合作发文的子网络,这类看似没有价值的子网络是其他网络发展的基础。一位核心作者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推动该领域的研究发展,而且体现在带动一大批新生学者为该领域的发展注入更多的新生力量,图中所示的3个孤点型的核心作者为藏书文化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二种为双核型,即两人合作发文形成的子网络。

  双核型子网络看似形成一种稳固的研究关系,但是参与范围过于狭窄,不利于新知识的交流与发展[7];第三种为桥梁型:某一个或两个节点是两个子网的连接点。有两个明显的桥梁型子网:第一个是以刘金元为关键节点的5人子网;第二个是以卢红梅为关键节点的6人子网。其中,卢红梅作为关键节点,将两个子网连接起来,扩充了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桥梁型子网与孤点型和双核型子网进行比较,有一定的向外发散性优势,发展潜力较高,有利于扩充作者合作网络,加大网络间资源的流动。

  通过对藏书文化领域核心作者合作关系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藏书文化领域中,核心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较弱,整体网络的连接程度不高。整个网络图并非连通的,其中双核型节点较多,多节点较少,各个节点关联性较差、独立性强,因此整体网络机构连通性较弱。(2)在作者合作关系网中,大规模的子网较少,单一的、双向合作小规模团体较多。除孤点型子网外,规模最大的子网是卢红梅的6人团队,其次是刘金元的5人团队,再次是谢泉的3人团队,其余为双核心团队。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藏书文化领域并没有形成规模大、互相交流强的合作团队。(3)同一合作关系网中,作者合作程度大小不一,悬殊较大。作者之间的合作程度差别较大,在同一团队内的作者没有实现每位作者合著。例如,在卢红梅团队内,凌冬梅和王子舟仅通过吴稌年与其他作者相连接。因此,我国藏书文化领域内核心作者合著整体上交流较少,彼此间连通不紧密,合作程度差异大。

  2.3网络密度分析

  利用网络密度分析,可以发现藏书文化领域内核心作者联系的紧密程度。笔者利用UCINET软件对我国藏书文化领域核心作者合作的网络密度进行分析,得到的密度值为0.0567。在0-1的取值范围中,该数值是极小的。根据以上数值,分析得出我国藏书文化领域核心作者的连接不紧密,也就是作者之间的合作交流较少。反之,从中也可以看出该领域在以后的发展中合作潜力和发展空间都很大。

  2.4网络距离分析

  在UCINET中进行距离分析,计算结果显示,距离是1的情况出现了34次,占总数的57.6%。分析得出大多数作者只要通过一个节点就可以互相联系,这说明了作者之间的联系较为便利,没有太大的障碍。上述情况也相对满足“小世界现象”,即在一个整体网络中,各成员之间的关系稀疏,不存在核心但是高度聚类。

  2.5中心性分析

  2.5.1点度中心度分析

  点度中心度(DegreeCentralization)是指在一个社会网络中与该节点有直接关系的其他节点数目,用于测量网络中的行动者自身交互能力[8]。点度中心度较高代表这点与其他点连接较多,该值越大说明此作者与其他作者合作成果越多,合作越频繁,也就表明点度中心度高的点处于网络核心位置。

  在25个核心作者中,外向绝对和相对点度中心度最大的是王子舟和凌冬梅,值为11,说明这两个作者与其他人有较多的合作关系,而其他作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相对较少。龚蛟腾、曹培根、王余光和王国强的外向点度中心度为0,占核心作者总数的16%。相对于外向中心度,龚蛟腾在内向点度中心度中数值最大,这说明该作者在网络中的影响力大,居于核心地位。曹培根、王余光和王国强的内向点度中心度为0,占核心作者总数的12%。

  2.5.2中间中心度分析

  中间中心度(BetweennessCentralization)是恒量行动者对其他资源的控制情况,起到沟通各个其他行动者的桥梁作用。经计算可知,25名核心作者的中间中心度均为0,说明这些作者不具备资源的连接、控制能力。他们不能控制任何行动者,处于网络的边缘地带;也说明了该网络中作者之间的关系极为稀疏,存在较为严重的交流沟通障碍,使得整个网络沟通强度低。这种情况在以后的藏书文化学术研究与交流中要加以改善,促进资源在各作者之间的流通和利用,使得该领域学科综合全面健康发展。

  3结论与建议

  在现阶段的科学研究中,大多数学科领域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来进行合著分析,进而探究该学科的发展现状,为之后的发展进行规划并提出建议。在我国的藏书文化领域中,作者合著网络连接不紧密,网络的整体中心度数值比较低,团体间的合作强度不高。

  笔者从上述五个方面分析得出以下建议:

  (1)在藏书文化领域方面,虽然该领域作者之间的合作程度不断提高,文献合著的数量每年都在上升,但合著的现实情况却与我们期望的大相径庭。权威学者虽然在自身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他们之间的合作交流程度远低于研究该领域的初学者。一门学科要做到全面客观的研究,不仅是在纵向方面深入,而且也要在横向方面拓宽。我国现阶段的藏书文化研究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的提高。

  (2)知识的合作与交流往往能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上开发出新的知识点,将其延伸至新的知识面。该领域的学者在研究自身所涉及的主题方向外,要加强与其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拓宽研究知识面,提高研究内容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从原有的知识面上发掘出新的知识点,为藏书文化领域的研究注入新的生命力。

  (3)现阶段的科学研究中各学科的交叉化程度不断提高,研究难度不断加大。为了使得研究结果更准确、全面和客观,需要各个学科领域的学者加强彼此间的交流与合作,全面发挥团队优势。因此,藏书文化领域要想取得长远发展,必须要与图书馆学以外的其他学科,例如历史学、社会文化学等领域的学者加强科研合作,使得学科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从而提高该领域的整体合作效率。

  参考文献:

  [1]夏立新,郑路,翟姗姗,等.基于结构洞理论的虚拟社区边缘用户信息资源推荐模型构建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7,40(2):1-6.

  [2]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96-156.

  [3]王传毅,吕晓泓,李明磊.中国研究生教育领域学者合作的实证研究:基于作者共现的社会网络分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7(8):61-66.

  [4]张士靖,杜建,周志超.信息素养领域演进路径、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可视化分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28(5):101-106.

  [5]付允,牛文元,汪云林,等.科学学领域作者合作网络分析:以《科研管理》(2004—2008)为例[J].科研管理,2009,30(3):41-46.

  相关刊物推荐:《大学图书馆学报》主办: 北京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周期: 双月,出版地:北京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16开,主管单位:教育部,主办单位:北京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创刊时间1983年,出版周期双月刊,国内刊号CN:11-2952/G2,国际刊号ISSN: 1002-1027,邮发代号82-692,邮发代号: 82-692,复合影响因子: 1.963,综合影响因子: 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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