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22所属分类：管理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 要： 构型(configuration)视角在管理学研究领域方兴未艾，但由于方法局限，该视角在实证研究中进展缓慢。自Fiss(2007)提出可以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解决构型视角的实证研究难题后，该方法在国外管理学研究中得到迅速推广。与之相比，国内对此方法的应用还处于起步
摘 要： 构型(configuration)视角在管理学研究领域方兴未艾，但由于方法局限，该视角在实证研究中进展缓慢。自Fiss(2007)提出可以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解决构型视角的实证研究难题后，该方法在国外管理学研究中得到迅速推广。与之相比，国内对此方法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成果相对匮乏。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管理学领域采用QCA方法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分析总结出此方法可帮助管理研究者解决的三类难题：探究引致同一结果的多种路径、处理多个前因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对分类方法做出深化和补充;并提炼出六大优势：对样本量和数据来源要求较低、便于应对前因复杂性、主张因果非对称性、无须对跨层变量进行特殊处理、降低现象复杂性和可完整解读案例。面对此方法应用中最受质疑的稳健性问题，本文归纳出了几种具体的应对策略。在总结QCA最新进展的基础上，本文还提出了深挖既往研究、开拓未来研究和时序研究三个维度的研究框架。
关键词：构型;定性比较分析;QCA
一、 引 言
随着环境复杂性程度的提高，企业面临的问题不断增多且更加错综复杂，传统的单一前因变量或其与少量权变因素的交互已难以对结果做出全面合理的解释。龚丽敏等(2014)认为，组织管理研究范式经历了“普适—权变—构型(架构)”的变迁过程，与之对应，管理研究的核心逻辑也从简单的线性逻辑经历权变逻辑过渡到现在的全局逻辑，旨在解决多维度、多变量复杂问题以及更加关注动态性的构型研究(configuration research)正好代表了这样一种全局观。但一直以来与构型有关的实证研究进展缓慢，尤其是对构型与绩效之间关系的存在性存有质疑(Barney和Hoskisson，1990)，构型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传统统计分析方法在解决该类问题上的无力所导致(龚丽敏等，2014)，因此发展构型研究适用的实证方法迫在眉睫。为此，一些学者尝试以集合论的方法进行构型研究，如Romme(1995)和Öz(2004)采用布尔运算的方式进行了初期尝试。此后，一些学者沿着集合论的思路继续发展并逐步完善。Fiss(2007)在《美国管理学会评论》(AMR)发表的理论文章中，明确提出以集合论和布尔运算为基础的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能够探究前因条件之间的互动(包括互补、替代和抑制)如何共同引致被解释结果出现可观测到的变化或不连续(Fiss，2013)，非常适用于解决构型类研究问题，并详细介绍了该方法对于管理领域构型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由于这一顶级管理期刊的影响力，Fiss成功地将定性比较分析法引入组织构型研究中，并数次在美国管理学会(AOM)年会上举办QCA工作坊，吸引了一大批跟进者。随后QCA方法的应用逐渐渗透到管理学研究的各个细分领域，包括创新管理、国际商务、人力资源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组织设计、战略管理、知识管理、创业管理以及消费者行为等。与国外管理学研究中的声势渐起反差很大，国内相关研究只有数篇，并且大多是政治学、社会学和新闻学等宏观研究领域，管理学研究中熟悉甚至了解QCA的学者更是寥寥无几。虽然有两篇关于QCA的综述，但也都是从数理逻辑上解释了布尔运算的原理(夏鑫等，2014;毛湛文，2016)，并没有对该方法所能解决的问题类型和优势等进行剖析。
本文对国内外175篇采用QCA方法的管理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简要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章发表的现状、研究的领域和主题;在此基础上总结QCA方法用于管理研究可解决的三大类问题，同时提炼了既有研究中所呈现的将QCA用于管理研究的六大优势，针对此方法应用中最受质疑的稳健性问题归纳出几种应对方法，并对QCA方法的演进进行概述和研究议题的未来展望。本文旨在拉近与国际研究前沿的距离，增进国内管理学界对这一新方法的了解与认识，为国内管理学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操作工具，以帮助走出构型研究中方法支持乏力的困境。本文展望中提出的议题，可以启发管理学者从新的角度审视当下和既往的研究，从而推动管理理论的发展。
二、 构型研究既有方法的局限和定性比较分析法概述
(一)构型研究及其方法困境
构型研究聚焦于具有相似的战略、目标或结构等共同特征的组织集合，描述这些共同特征所形成的一致或者相似的模式(pattern)或构象(constellation)，这种模式可以是个体、团队层面的，也可以是组织或者组织网络层面的(Meyer等，1993)。最早的构型研究始于Burns和 Stalker(1961)对企业是否具有应对动荡环境的灵活性而进行的有机式与机械式组织分类，后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并逐渐发展成熟(Miles等，1978;Porter，1980;Mintzberg，1973; Miller，1981;Hambrick，1984;Houthoofd和Heene，1997;Leask和Parker，2007)，由起初主要用于组织理论、战略管理逐渐扩展到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创业和国际商务等领域中。
Short等(2008)对构型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回顾，提出构型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分类。 Doty和Glick(1994)认为，由于类型学(typology)可以综合考虑情景因素、结构因素、战略因素等多个前因之间的关系，因此当导致结果的原因具有复杂性时，类型学是构建理论的唯一途径。Fiss(2011)也认为类型学是研究战略和组织领域原因复杂性理论的重要方法。虽然类型或构型研究已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追捧，但在实证研究中，其发展却不尽如人意。过去研究者们多使用聚类方法(如Bensaou和Venkatraman，1995;Cool和Schendel，1987;Fiegenbaum和 Thomas，1990;Hambrick，1983;Ketchen等，1993)、交互作用(如Baker和Cullen，1993;Dess等， 1997)和差分方法(如Delery和Doty，1996;Drazin和Van de Ven，1985)来识别不同构型以及其对结果变量的影响。然而，关于构型与绩效关系研究得出的结论大多模棱两可，具有很大的歧义，致使一批学者(如Barney和Hoskisson，1990;Hatten和Hatten，1987;Thomas和Venkatraman， 1988)对是否存在这种因果关系产生了质疑。直到Ketchen等(1997)通过元分析得出构型的确能够预测绩效，研究者们才转换思路，意识到之前对于构型与绩效是否存在关系的疑问或许应归咎于先前研究中所使用的统计研究方法的局限(Ferguson和Ketchen，1999)。
Fiss(2007)详细阐述了组织构型实证研究中方法与理论不相匹配的问题，指出既有的受线性思维范式主导的研究方法与构型理论的全局逻辑是相悖的。他提倡要用集合论的方法探寻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以多种前因条件之间相互作用来共同解释结果变量，且以体现殊途同归的“结果等效性”(equifinality)来说明前因条件的不同组合可能会引致同样的结果。Fiss明确指出，构型视角的研究特别适合采用集合论的方法，而QCA就是集合论的方法之一。
(二)定性比较分析法概述
定性比较分析法是介于案例导向(定性方法)和变量导向(定量方法)之间的研究方法，是一种能够兼得两种方法优势的综合研究策略(Ragin，1987)。其基本思想是，以集合论和布尔运算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石，探究前因条件组合如何引致被解释结果出现可观测的变化或不连续(Fiss，2013)。较之传统的Logit模型、交叉表检验或卡方检验等将结果变量处理为分类变量的方法，QCA处理此类问题更为便捷。由于能在数量有限的案例中归纳分析其构型本质，该方法首先被应用于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Marx等，2013;Rihoux和Marx，2013)。加之具有能够理顺原因复杂性的优点，QCA方法对管理尤其是组织构型研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Fiss，2013)。
相关知识推荐：管理学刊评高级职称认可吗
依照集合形态的不同，定性比较分析法可细分为清晰集(crisp set)定性比较分析、模糊集(fuzzy set)定性比较分析和多值(multi-value)定性比较分析，分别称为csQCA、fsQCA和 mvQCA)。以下简要介绍利用该方法进行构型分析的基本原理(Fiss，2007，2011)。
1. 标定变量。QCA需要结合理论与实践，利用直接或者间接标定方法(Ragin，2000，2008)将前因要素和被解释结果转换成集合数据(Fiss，2008;倪宁和杨玉红，2009;彭娟，2013)。其中，csQCA是将变量转换为“0—11”二分变量(当变量取值为三分或以上时就是mvQCA，下同)，而fsQCA则在定性二分基础上进一步将变量标定为成员归属度(membership score)，这是一个在0—1闭区间内连续变化的模糊集变量。值得注意的是，此处0—1之间的集合归属度变量与统计分析中的定距或者定序变量不同，QCA方法要根据理论和研究需要来决定各个前因条件以及被解释结果在各集合中的标定标准，只将与被解释结果“相关”的差异纳入考虑。
2. 生成真值表。集合论分析方法是从“集合—子集”关系入手探索前因要素和被解释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模式，因此需找出所有能引致结果的前因条件组合，即真值表(truth table)。软件模块首先会给出包含所有潜在构型(2 k行的真值表，k指的是前因条件的个数)的真值表，然后根据研究者选定的一致率门槛值和案例频数门槛值自动筛选出可充分解释结果的前因条件构型。
3. 充要性分析。即判断特定构型在多大程度上是结果变量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及其对被解释结果的解释力度，并识别出共享性变量和替代性变量，从而形成引致被解释结果的多条路径。QCA实际操作中是将一致率(consistency)和覆盖率(coverage)作为检验结果可靠性的指标(Ragin，2008;彭娟，2013;夏鑫等，2014)。其中，一致率用来描述充分条件的非对程度，其计算公式为Consistency(Xi≤ Yi)=∑[min(Xi，Yi)]/ ∑(Xi);覆盖率用来描述某一构型作为引致结果变量路径的唯一性程度，其计算公式为Coverage(Xi≤ Yi)=∑[min(Xi，Yi)]/ ∑(Yi)。式中，Xi为条件要素的校准值，Yi为结果变量的校准值。
4. 反事实分析与求解。针对设定的被解释结果，如果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反事实分析，得出的是“复杂解”(complex solution)，这通常不符合研究经济性的要求。为了简化筛选出的条件构型，研究者会结合理论干预假设和经验判断进行反事实分析，使求出的解在复杂性程度上有所降低，即得出非常简化的“简洁解”(parsimonious solution)和居于其与复杂解之间的“优化解” (intermediate solution)。这里涉及两类反事实分析：一是简单类反事实分析，指研究者确信有冗余条件被纳入了特定前因构型，而该构型是否引致被解释结果并不受冗余条件的影响，在此情形下将冗余条件移出构型以简化条件组合;二是困难类反事实分析，指研究者缺乏理论上对某条件是否冗余的明确判断，现有样本数据亦无法证明移除该条件后的构型不能引致该被解释结果，但出于简化构型的考虑，仍将该条件移出构型(Ragin，2008;Fiss，2011)。软件运行输出的 “优化解”仅基于简单类反事实分析，其中的前因条件可能因研究者设定不同的简单类反事实前因条件而消失;“简洁解”则同时基于两类反事实分析，其中的前因条件十分稳定，不受研究者对简单类反事实前因条件设定的影响。简洁解和优化解中共同包含的前因条件称为核心条件(core condition)，而仅在优化解中包含的前因条件称为辅助或边缘条件(peripheral condition)。从对被解释结果的充分性来看，非核心条件也可能是解释中不可或缺的前因要素，因此也称为非核心的贡献性条件(Ragin，2008)。
三、 管理学领域应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的现状及国内外比较
通过结构化的文献收集方法，我们共筛选出截至2016年6月的相关英文文献165篇，中文文献10篇。在所发表的英文文献中，有23篇(约占14%)发表在管理学领域顶级期刊上(AMJ 6篇， AMR 1篇，ASQ 1篇，SMJ 2篇，JIBS 6篇，OS 5篇，JMS 2篇)，87篇(约占53%)发表在主流管理学期刊(JBR，Decision Sciences，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和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其他55篇系在管理学科细分类期刊刊出。在中文文献筛选中，我们发现国内学术界(包括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领域在内)应用QCA的文献总计29篇，管理学领域仅有10篇，其中2篇发表在 A类期刊(《管理世界》和《中国工业经济》)。这一方面表明QCA方法在国内管理学界得到了认可，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在国内的应用远远不足。相比之下，在西方学术界，QCA方法已被认为是介于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之间的一种成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早期主要用来研究政治问题、国际外交、社会问题等，近些年来逐渐被管理学界关注并应用(如Bell等，2014; Crilly等，2012;Crowley，2012;Greckhamer，2011)，2014年的AOM会议也开始有探讨QCA在管理学中应用的分论坛。近三四年来，应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的文章呈指数增长之势。
从发表年份来看，最早使用集合论方法的论文出现在1995年。作为定性比较分析法的雏形，Romme(1995)利用布尔乘积比较法建立了高管团队中自组织过程模型。Öz(2004)认为，在管理学研究领域，尽管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相当普遍，但由于其普适性问题使采用该方法的研究面临严峻的“外部效度”考验，所以他提出可用布尔乘积和模糊集的逻辑方法提高多案例研究的严谨性。随后陆续有学者沿着该思路进行研究(Kogut等，2004;Jackson，2005;Koll等， 2005;Takahashi和Nakamura，2005;Kogut和Ragin，2006;Greckhamer等，2007;Kvist，2007)。直到2007年，Fiss在AMR发表了一篇题为“组织构型研究中的集合论方法”的文章，大大提升了学者对QCA方法的兴趣与信心。该文中详细介绍了基于集合论的定性比较分析法如何应用在组织构型研究中，并且介绍了该方法与传统统计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及解决问题的不同视角。该论文的发表标志着QCA方法在主流管理学界得到了认可。2011年，Fiss又在AMJ上发表了一篇 “建立更好的因果理论：组织分类研究中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应用”，该文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Miles等(1978)基于理论分类的组织构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介绍了如何利用该方法建立中观的因果过程理论。此后，在国际管理学研究领域利用QCA方法的论文以破竹之势发展，尤其是近三四年使用该方法的文献大量涌现出来，代表着这一新的方法迈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在2016年4月份，《商业研究》(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刊出一期以“商业中的集合论研究”为主题的特刊，发表46篇在商业研究中应用QCA的文献。这组文献主要从创新创业、组织战略和管理绩效三大方面探讨QCA在组织管理研究领域的应用，内容覆盖了商业模式、组织行为(领导成员交换)和人力资源(工作生活平衡)等研究领域，并有文献关注了QCA方法的发展及其与定量研究方法如结构方程模型(SEM)的结合使用。然而，国内管理学界对该方法的应用寥寥无几，即使将其他领域都包含进来，也比不上国外一年的发文量。
在西方管理学界，QCA方法的应用已渗透到各个细分领域，包括创新管理、国际商务、人力资源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组织设计、战略管理、知识管理、创业管理以及消费者行为等研究领域。表1介绍了QCA方法在管理学各研究领域中应用的现状，包括代表性论著及主要研究主题和发现。——论文作者：张 驰, 郑晓杰, 王凤彬
SCI SSCI 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