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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翻译学视角下《解密》在西方文学场域的译介过程研究

发布时间:2021-07-08所属分类:管理论文浏览:1

摘 要: [摘要]社会翻译学研究旨在解释译作的生产和传播过程。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及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考察小说《解密》的作者、译者、版权经纪人等人类行动者及原作、商业出版社等非人类行动者的场域资本和场域惯习特征,可以分析各行动者通过资本转化、相

  [摘要]社会翻译学研究旨在解释译作的生产和传播过程。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及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考察小说《解密》的作者、译者、版权经纪人等人类行动者及原作、商业出版社等非人类行动者的场域资本和场域惯习特征,可以分析各行动者通过资本转化、相互连结构成译介行动者网络从而改变原有场域结构的过程。研究表明:与其他文学作品对外译介过程相似,小说《解密》译介过程中作者、原作及译者的场域资本在网络建构中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专业版权经纪人和商业出版社运用其惯习和资本对原有场域施加影响、助推译介成功是该小说译介成功案例的显著特色。

社会翻译学视角下《解密》在西方文学场域的译介过程研究

  [关键词]《解密》;场域;惯习;资本;行动者网络

  当前我国正在推行文化“走出去”战略,文学作品译介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50年代起,国家通过“熊猫”译丛、“大中华文库”等项目助推部分文学作品走进了西方视野。但是,“走出去”不等于“走进去”。英国汉学家蓝诗玲2010年曾指出2009年,全美国只出版了8本中国小说,在英国剑桥大学城最好的学术书店,中国文学古今所有书籍也不过占据了书架的一层,其长度不足一米。“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对母语为英语的大众来说始终缺乏市场,大多数作品只是在某些院校、研究机构的赞助下出版的,并没有真正进入书店”[1]。国内学者也普遍认为目前中国文学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度不容乐观[2]。

  麦家谍战小说在这样的背景中异军突起,在西方世界掀起了“麦旋风”。《解密》英译本在销量、认可度上创造了多项记录:2014年上市首日便创造了中国作家在海外销售的最高成绩记录,仅一个月就冲入美国亚马逊图书总榜前50名;之后被译为33种语言,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销售。该译本与《百年孤独》《尤利西斯》《红楼梦》等比肩进入“企鹅经典文库”,成为继鲁迅、钱钟书、张爱玲之后被收进该文库的中国当代作家第一人。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将它评为“2014年全球十佳小说”,并送到了英国女王的书架上,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当代文学图书。此外,国外出版社支付的定金和高达15%的版税更是只有超级畅销书作家才有的厚遇。

  更为可喜的是,有研究发现海外收藏《解密》的图书馆中70%为公共图书馆和社区图书馆,而学术和研究型图书馆仅占30%,说明该译作在海外的受众主体为普通大众、而非学术研究人员,是中国文学作品真正进入大众文化消费圈的可喜现象[3]。按照刘亚猛、朱纯深等学者的研究结论,只有那些在目的语文学体系中“被激活”并“活跃地存在”、更新目的语大众阅读史的作品才能被认定为“好的译作”[4],即这些作品必须进入流通、被阅读、能改变目的语受众的认知。按此标准,《解密》是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被成功激活、并得以“活跃地存在”于目的语大众读者阅读经验中的成功案例。探索这一成功案例背后的译介机制对我国文学作品外译、文化走出去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理论框架

  本研究将主要运用社会翻译学的场域、惯习、资本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四个概念。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提出了场域、资本、惯习三个概念,用于解释场域行为者的实践空间、实践逻辑、实践工具三个基本问题。场域是“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其关注焦点是场域的运作规则。惯习是指场域参与者不断学习、内化、强化场域运作规则而产生的一套“定势系统”[5]。行为者在场域中的地位由其场域资本(capital)决定。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场域最大的特点是竞争,决定竞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场域、资本和惯习三者之间互动关系可表述为[(惯习)(资本)]+场域=翻译[6]。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简称ANT)是法国社会学家卡龙(MichelCallon)和拉图尔(BrunoLatour)等人提出的重要理论。该理论关注每个行动体如何从无到有地构建新的关系网络、从而影响已有的社会网络的过程。其中“行动者”既包括人类行动者又包括非人类行动者;“网络”是指诸多行动者通过互动而构建的关系网。ANT中每个行动者都被看作一个结点,结点之间相互链接、共同编织成一个无缝之网。ANT理论“尤其适用于分析翻译生产与传播过程,包括翻译出版项目的发起与实施、译本出版及传播与接受等过程性行为”[7]。

  基于布迪厄的理论,卡萨诺瓦(Casanova)提出了“世界文学场域等级结构分析模式”:按其所持有的资本差异,每种语言都可被界定为“主导语言”或“被主导语言”。翻译是主导语言场域与被主导场域之间的“不平等交流”,是后者获取世界文学场域资本的过程[8]。原著、作者、出版商、译者、代理人、书评家等“行动者”形成新网络、打破原有世界文学场域等级结构。该过程中,“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数量是决定变化发生速度的关键因素。

  中文在世界文学场域中是“被主导语言”,中国文学作品译介入西方世界的过程是其获取世界文学场域资本的过程。《解密》译介网络中每一个行动者的资本量、惯习、译介过程中的多维变化决定了译作被发现、传播和接受。本文以《解密》的译介过程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法分析译介网络中各行动者的场域惯习、资本特征,还原各行动者建构网络的关键结点,探讨该案例改变世界文学场域等级结构背后的机制,从而为我国文学作品外译提供参考。

  二、《解密》在世界文学场域“被激活”直至“活跃地存在”的过程

  从社会翻译学视角看,《解密》得以在西方世界“被激活”直至“活跃地存在”,原因在于作者、小说原作、译者、代理人和出版社这几个关键行动者的惯习、场域资本及其之间通过互动而最终形成网络,促使该译介成功、从而改变了世界文学场域结构,也增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场域资本。

  (一)麦家的文学惯习和场域资本

  《解密》的成功外译,首先得益于作者麦家的文学惯习。麦家年幼时由于家庭政治地位低下,所以总是被孤立、被打击,没能享受正常孩子的童年,因此他从13岁起就每天写日记来记录内心的恐惧和孤独,其文学惯习开始形成。麦家喜欢阅读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夫卡等西方作家的作品。这些阅读惯习延伸成为其小说写作中的一个重要惯习,因此他的作品更易于被西方读者接受。由于年少时孤独无助的痛苦经历,麦家从小就特别希望有英雄来拯救自己,而这个愿望驱使他在后来的写作中塑造了众多保护弱者的英雄形象。1981年麦家考入专门培养军事情报人员的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毕业后进入相关机构工作17年之久,这些经历也为他写下《解密》等系列谍战小说提供了文学资本。

  其次,《解密》成功外译还得益于麦家的场域资本。在《解密》外译前,麦家已经是著作等身的著名小说家、编剧。麦家在中国文学场域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2008年凭借《解密》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小说《风声》更是斩获《人民文学》2007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奖、2008年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2009年获第十二届巴金文学奖三项大奖。这些重量级奖项增加了麦家在中国文学场域的符号资本,吸引其他行动者(如经纪人、译者、出版社)对其加以关注。

  (二)原著的文学惯习和场域资本

  《解密》英译本推出的时代背景、其原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场域中的符号资本及其自身的叙事、诗学惯习也是其成功译介的重要因素。

  从时代背景看,《解密》英译本的出版迎合了西方读者的群体焦虑。在此之前,斯诺登事件引发了全球因科学技术进步而带来的恐惧心理,而主人公容金珍与斯诺登有相似之处:他们从事一样的职业,都在监听或者侦听他国或者他人隐私。在这种特定的历史事件呼应下推出该译本,无疑会吸引西方受众群体。

  从其自身的叙事、诗学特征来看,《解密》的文化资本具有明显的西方文学特征,因此易于被西方读者理解并接受。西方媒体将《解密》定义为“间谍小说”。由于间谍小说与侦探小说一脉相承,而侦探小说在西方有悠久的传统、被西方大众所熟知,因此《解密》所呈现出的悬念、节奏感符合西方读者阅读侦探小说的惯习。此外,麦家的大多数作品与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带有侦探或悬疑色彩的世界文学经典有着明显的传承、借鉴和重写的关系。麦家甚至直接引用了博尔赫斯《神曲》中的句子作为《解密》的开头。《解密》的主人公容金珍是一个不完美、身有残疾、略带神经质的天才,这种“带有缺憾的美”符合西方文学场域期待,古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便是代表。容金珍所代表的传奇色彩、英雄色彩、孤独感、绝对忠诚是世界文学场域所共同认可的诗学惯习。《经济学人》曾有评论:终于有了一本这么好的中文小说……一本能让对中国没有特殊兴趣的书迷们也能津津乐道的小说[9]。“企鹅当代经典”书系的编辑总监基施·鲍姆也认为麦家小说颠覆了西方对中国作家的传统印象,认为他写作的题材是世界性的。曾有英国评论家明确指出《解密》有博尔赫斯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影子,德国前柏林文学会主席乌里·亚涅斯基认为该作品让他想到了德国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君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

  总之,《解密》原著所具备的场域符号资本、其本身的叙事、诗学所具备的世界性等文学惯习是小说顺利走入西方文学场域、快速被目的语受众接受的基础,更是其译介网络得以成功发起、运行的保障。

  (三)译者的文学惯习和场域资本

  麦家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成功进入西方文学场域,其英文第一译者米欧敏(OliviaMilburn)的场域惯习和资本起到了重要作用。

  米欧敏成长于一个多语种的家庭。大学时选择了中文,获得牛津大学古汉语博士学位。她重点关注先秦时期的历史文本,尤其是吴国、越国文化,出版了大量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相关的学术著作,博士毕业后还申请到韩国大学讲授古汉语的教职。她的多语种背景、良好教育背景和汉语基础构成了其后来翻译《解密》的文化资本和惯习。但是,在译介《解密》之前,米欧敏在翻译场域几乎没有任何符号资本。2010年她很偶然地在机场买了中国作家麦家的《解密》和《暗算》两本小说。而当时她买书的原因是她爷爷二战时期也是个破译家,为了给爷爷讲中国的破译故事,她试着翻译了《暗算》的第三章,从而开启了翻译场域的资本积累。米欧敏的文化资本和惯习在英文版《解密》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其翻译质量被西方文学界广为认可:《纽约时报》曾评价该小说译文“准确、简洁,同时又充满古典美和活力”。高质量的译文无疑是译作“走入”西方受众群体的重要条件之一。

  虽然有了译者关注,但笔者认为真正推动《解密》走入世界文学场域的却是米欧敏把麦家的作品推荐给自己的大学同学朱丽叶·拉弗尔(JuliaLovell)的这一举动。朱丽叶·拉弗尔的中文名字叫蓝诗玲,是著名汉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中文系,获现当代中国文学博士学位,曾在南京大学交换学习,并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过访问博士生。她的博士毕业论文和专著专门研究“中国文学诺贝尔奖情结”,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有浓厚兴趣,具有良好的场域惯习和文化资本。她曾先后翻译过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爱玲的《色戒》和《鲁迅小说全集》,前一部作品一经出版即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反响,后两部作品更是被收录进“企鹅经典”,因此蓝诗玲在西方文学场域具备丰富的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

  蓝诗玲看过《暗算》后感觉小说写得非常好,而自己曾跟麦家在北京大学有一面之缘。出于自己对中国文化密切关注的场域惯习和翻译场域文化资本所带来的敏感识别能力,蓝诗玲将麦家的小说推荐给了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Group)的编辑。企鹅的编辑同样“惊艳”于麦家的作品风格,而且他们发现这位中国作家在海外的出版几乎是空白,于是就找到了麦家的海外版权经纪人谭光磊。

  (四)代理人的场域惯习和资本

  《解密》的海外版权经纪人是近年来备受两岸关注的国际版权经纪人谭光磊。他出生于我国台湾地区,父母是国文教师,从小喜欢“杂食性”阅读,喜欢奇幻小说,高中时阅读美国作家乔治·R·R·马丁所著的《冰与火之歌》(ASongofIceandFire),后来还开始翻译这部小说,并因此在奇幻圈引起轰动。大学期间他为出版社策划选题、翻译编辑书稿、给外文书店做原文书采购,这些经历为他带来了文学场域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

  在代理麦家小说的海外版权之前,谭光磊已经在世界版权经纪人场域积累了一定的资本。自2008年创立版权代理公司起,他连续从海外引介1500多部优秀作品到中国,其中包括《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别相信任何人》等广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作品,被认为是近几年台湾地区出版界“最懂得制造畅销书的版权代理商”,“其惊人的眼光屡屡让出版社赚个盆满钵满、甚至让海外出版业者两度颁奖给他”[10]。同时,谭光磊也向欧美国家推介中国文学作品。他凭借自己在世界图书场域的社会资本,成功售出张翎《金山》的10国版权、艾米《山楂树之恋》14国版权、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5国版权。2011年他成功助推英国重量级出版社HarvillSecker买下台湾地区作家吴明益的小说《复眼人》,2012年又成功将其卖给大名鼎鼎的美国Pantheon出版社。这是台湾地区第一例没有通过学术渠道,而是通过版权交易渠道卖到英语世界主流文学出版社的小说,在台湾地区引起了轰动。因此,在世界文学场域、尤其是商业图书出版场域,谭光磊具备了作为版权经纪人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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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谭光磊选择代理麦家小说海外版权是其文学惯习使然,是其对全球读者阅读取向准确把握的文化资本使然。谭光磊选择代理一部作品版权的标准有两个:一是“这个故事的主题、背景、作者的笔法是否容易吸引西方读者,得过哪些奖、是否畅销,等等”;另一个是自己“真正喜欢”[11]。因此笔者认为正是谭光磊的“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和“世界性”惯习使他选择了代理《解密》,而他在世界文学场域的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使他得以在《解密》的译介过程中搭建世界图书市场与原作者之间的桥梁、成为行动者网络的一个结点,促成了该作品译介成功。

  (五)译作出版商的场域资本和惯习

  《解密》得以在世界受众群体阅读经验中“被激活”直至“活跃地存在”,作为场域行动结点之一的出版商在译介行动者网络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场域资本和惯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直以来,中国文学作品译出与世界文学作品译入之间存在巨大的版权贸易逆差。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场域为数不多的“露脸”基本是以“主动译出、国外学术机构以学术研究为目的引入、国外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模式运作的。该模式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译出作品难以在图书市场占据理想份额、难以在目的语大众的阅读经验中被激活或活跃存在。而《解密》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路径则不同,它具有以下特色:由西方汉学家发起、主动译入目的语国家;并非出于学术目的、而是服务于大众阅读;由海外知名商业出版社支付定金和版税;经由海外版权代理人售出版权;出版社全程负责海外营销活动。

  《解密》几个主要的海外出版社都在世界文学场域拥有雄厚的符号资本。在英美两国的出版社分别是英国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Group)和美国FSG(Farrar,StrausandGiroux,简称FSG)。企鹅出版公司是英语世界第一大出版集团,该社出版的“企鹅经典文库”收录了多位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其中包括乔伊斯、海明威、萨特、加缪、弗洛伊德、菲茨杰拉尔德、马尔克斯等,因此该出版社享有“世界文学出版界的奥斯卡”之称。FSG则是美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出版商业集团,讲究图书质量,有“文学帝国守护神”之美誉,旗下有25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4位普利策奖得主,被誉为“诺奖御用出版社”,被认为是“给战后美国的知识生活定了基调”的出版社。《解密》西班牙语的出版商为西班牙行星集团(GrupoPlaneta),该集团是全球最大的西班牙语出版商,主要营销面向大众的高质量、成功作家的作品,是全球八大图书出版集团之一,该集团设立的“行星奖”是西班牙最主要的文学奖项。这些出版社所拥有的强大的符号资本为《解密》译本海外传播网络的构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这几家商业出版社独具特色的商业化运作惯习和场域社会资本助推了《解密》译介网络的形成、使其得以在目的语受众群体中被迅速“激活”。FSG动用其社会资本,在英文版推出前,派摄制团队远赴杭州,花费数十万专门为《解密》英译本量身定制预告片,为出版造势。《解密》在英美上市前后,《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曾在2个月内9次做专门介绍。在英国,企鹅集团也动用《卫报》《独立报》《观察者报》等重要媒体对麦家做了相关报道。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对麦家做了封面报道,英国《每日电讯报》做了上万字报道,盛赞《解密》是一部“不可错过的中国小说”。2014年6月,随着西班牙语版《解密》上市,行星出版集团将其纳入集团旗下最著名的收录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著名西语作家作品的“命运”书库,这是中国当代小说首次入围该书库。该集团给麦家提供了12.5%的版税率,这是欧美畅销书作家的待遇。该集团还在西班牙为麦家安排了数场重要媒体采访。此外,出版社还不断组织知名人士、书评人在各种媒体上对《解密》和麦家进行评论,如FSG总编辑艾瑞克·钦斯基在扉页给读者致信称“麦家可能是这个世界上你们尚未听闻的最受欢迎的作家”。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在《纽约时报》上评价麦家的小说“混合了革命历史传奇和间谍小说,又有西方间谍小说和心理惊悚文学的影响”。这些出版社甚至将麦家的个人传奇经历、自费创立扶持青年作者免费写作和交流的公益平台“理想谷”等吸引西方读者眼球的“卖点”都作为宣传造势的一部分。因此,商业出版社的场域运作模式惯习、社会资本、符号资本大大推动了《解密》的传播和“激活”。——论文作者:贾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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